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于１９２９年１月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其父是一名牧师。１９４８年６月毕业于亚特兰大的莫尔豪斯学院，毕业后获奖学金赴克罗泽神学院进修神学，１９５１年毕业，获神学学士学位。同年９月进入波士顿大学学习，１９５５年获神学博士学位。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在蒙哥马利城任牧师。

    他积极参加并领导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一生３次被捕、３次遭行刺。１９５４年成为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牧师。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日，一位名叫做罗沙·帕克斯的黑人妇女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位，因而被当地警察逮捕。马丁·路德·金随即在１９５６年领导了蒙哥马利城黑人抵制当地公共汽车歧视黑人的行动（即蒙哥马利罢车运动），使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在交通工具上实施种族隔离为非法，从此他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１９５７年帮助建立黑人牧师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担任首任主席。

    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８日参加组织２０万黑人向华盛顿汇集的示威游行，即争取就业、争取自由的“自由进军”，并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 的演讲。

    １９６４年马丁·路德·金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著有《阔步走向自由》和《我们为何不能再等待》等书。

    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８日与科雷塔·斯科特结婚。有四个孩子。

    １９６８年４月４日，他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演讲时遇刺身亡。１９８６年１月，里根总统签署法令，确定每年１月的第三个星期一（金的生日）为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１９８７年起也为联合国纪念日之一。

     马丁·路德·金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佛教网
 
    宋朝苏东坡居士在江北瓜州地方任职，和江南金山寺只一江之隔，他和金山寺的住持佛印禅师，经常谈禅论道。一日，自觉修持有得，撰诗一首，派遣书僮过江，送给佛印禅师印证，诗云： 稽首天中天　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 (注：八风是指吾人生活上所遇到的‘称、讥、毁、誉、利、衰、苦、乐’等八种境界，能影响人之情绪，故形容为风。) 禅师从书僮手中接看之后，拿笔批了两个字，就叫书僮带回去。苏东坡以为禅师一定会赞赏自己修行参禅的境界，急忙打开禅师之批示，一看，只见上面写著「放屁’两个字，不禁无名火起，于是乘船过江找禅师理论。 船快到金山寺时，佛印禅师早站在江边等待苏东坡，苏东坡一见禅师就气呼呼的说：‘禅师！我们是至交道友，我的诗，我的修行，你不赞赏也就罢了，怎可骂人呢？’ 禅师若无其事的说：‘骂你什么呀？’ 苏东坡把诗上批的“放屁”两字拿给禅师看。 禅师呵呵大笑说：‘哦！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江”了呢？’ 苏东坡惭愧不已。
 

宋尚节是中国二十世纪初的布道家和奋兴家，是在中国的旷野发出惊心动魄的呼喊者。他是一位造诣高深的学者，却把学问和生命完全献在祭坛上。他大胆无畏、无伪、无饰，除了神以外，他独来独往；除了信靠神以外，他一无倚傍。 }5I CNn   　　宋尚节出生在中国福建省兴化县凤迹村。童年时期，父亲宋学连牧师是兴化福音书院的副校长，所以自小就接受了纯正的信仰教养。一九○九年兴化举行一个空前未有的奋兴会，只有九岁的宋主恩目睹教会的大复兴。中学时代，他常帮助爸爸布道，除了分发单张，贩售圣经之外，父亲生病或远行，只有十三岁的宋主恩就能替代父亲上台讲道，所以人们称他为「小牧师」。。 pA}M_Tk fT   　　虽然生长在贫困的牧师家庭，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和谐和相爱，在爱主、事主的宗教气氛下成长，对日后的宋尚节影响至深，他也承袭了父亲爱读书的习惯，他阅读新旧小说、古今名人传记、各种书报杂志，也因此在求学时代，他就经常在各报纸投稿，或作些翻译的工作。。 WF J WT zY   　　「出洋留学」并不是为出风头，他立定终身事奉主，出国是为了预备传道的路。在美国求学的日子，困难重重，无依无靠，半工半读，但神的恩典和奇妙，让他用三年的时间把四年的课程读完，并且名列前茅。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在科学上进深，攻读硕士课程，一九二四年六月，他顺利拿到学位，并且神迹式的通过德文、法文的考核，进入博士学院研究。。 }%`r6 O<   　　宋尚节不是死读书的人，他也活跃于学生的社交生活，在国际学生当中，他努力破除种族歧视，在教会活动和下乡传福音的事奉上，他造成当地的轰动。那时期，他有着风光、热闹、阔绰的生活。一九二六年三月，他光荣的得到博士学位。然而，在那天的喜气洋洋中，宋尚节顿感一丝莫名的忧郁和压力。一切的顺利还是一直跟着宋尚节，他的大学教授筹画送他去德国继续深造化学，祖国也来聘请他回国担任教授。就在他为名利盘算不定的时候，他依稀听见一阵清晰的声音说：「你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终于发现神给的警告。。 D P?_y (}   　　几经思量，宋尚节来到纽约大都会，他进入协和神学院。但是当他打开宗教追求的领域，广泛研究的结果，让他很困惑，最后他甚至觉得各教都是殊途同归。科学、哲学、心理学，以及一切的学问，都不能使人从罪里得到释放。他手足无措，在房里打坐，念佛修心，也实行老子的「清净无为」的生活。他的心灵无法靠岸，在渺茫的苦海中漂泊。。 / *G(C 4   　　在一次的奋兴会中，宋尚节受到讲员的激励，他决定不顾一切的追求灵洗。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的晚上，他迫切的祈祷，神的灵在他的生命里运行，扎心的罪一一陈列在他眼前，他认罪后，十字架的死与活，使他的心空洞而清洁，他终于明白与主同钉同死的真理，他经历了重生。从此他的行径常让人觉得他是疯了，他烧了过去风光的剪报辑、神学院的教科书，时而唱诗，时而祷告赞美，时而流泪感谢神。最后他们把他送进疯人院，以精神病患来对待他，幸经华尔克博士的帮助得以出院，但却从此与协和神学院断绝关系。 xk " +k0Q^   　　在美国生活了七年半，他带着金钥匙、金奖章和博士、硕士、学士的文凭，脑海里装满了异象、五饼二鱼的奇梦、重生的经历，踏上回国的旅途。当船渐渐驶近中国的时候，宋尚节把箱子中的文凭和一切荣誉奖章，全都扔到海里去。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宋尚节再度与阔别七年的故乡重逢，他告诉家人，从前的宋尚节已经死了，现在的他只为荣耀神而活。从一九二八年起，宋尚节除了教书外，便完全致力于教导圣经和露天讲道。他四出布道，在中国各地点燃复兴之火，影响遍及国内、外、东南亚等多个地区。 E>lKZ6c $   　　他常提倡家庭崇拜。他讲道时手舞足蹈，大声疾呼，说话感人肺腑，有时逗人发笑，但是下了讲台，变得沉默寡言，几近古怪孤僻。他和许多外国教授和宣教士关系很深，却也毫不客气，批评起来可是一点不留余地。宋尚节嫉恶如仇，抨击罪不遗余力，但他在感人至深的讲道里，也常令人深深体会到上帝的慈爱。 8! qqy'N   　　他虽然是一位天生的组织家、有卓越的领导能力，但他却始终不要组织、不建教会、不立宗派、不当领袖。他面对周围的毁誉参半，总是淡然处之。这位大布道家的性格，表面上看似有许多矛盾，事实上，他是拥有一个优美而和谐的灵魂。 6F}IdYz{'4   　　宋尚节英年早逝，享年只有四十三岁，他作工只有十五年，却震撼了中国和南洋的教会，成千上万的人因他而皈依了基督。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教会能够屹立不摇、灵命不绝、灵力不竭，实是宋尚节辛劳的成果。他在中国各地的培灵讲道，常使人变得灵力充沛。

《使徒信经》公认宣言

1.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天地的创造主。
I believe in God, Father Almighty, Creator of heavens and earth;

2.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I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His only begotten Son, our Lord,

3. 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Conceived by the Holy Spirit, Given birth through Virgin Mary,

4.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埋葬；
Suffered under Potius Pilate, Was crucified, died and buried;

5. 降在阴间；第三日从死人中复活；
He was descended into the death, and the third day was raised again from the dead.

6. 祂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He ascended into the Heaven,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Father Almighty,

7.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And will come back from there to judge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8. 我信圣灵，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9. 圣而大公之教会、圣徒相通，
the holy universal Church, the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10. 罪得赦免，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11. 身体复活；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12. 以及永生。阿们！
And life everlasting. Amen!

使徒信经Apostles's Creed

《使徒信经》是最简短且在今日教会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篇 ，全篇共十二条。据说在五旬节后，十二使

徒分散往各地传道， 为确保真理的合一，临行前制定了此信经，由各使徒每人提供一 句，所以共有十

之道而写成的，故称《使徒信经》。最早曾

在爱任纽 （Irenaeus, ca .130-c .200)二世纪的著作中发现，称为《使徒信经》之“古罗马宣言”；

经的教导为考核。在早期教会

受逼迫时，信徒皆秘密地信守此信经，直至逼迫结束。而何时成为公共崇拜的一部分则不可考。也有人

认为信经具有辩证的性质：撒伯流派（Sabellianism）宣称圣父、圣子、圣灵是独一上帝之三种显示；

马吉安（Marcion ,100-165)否定基督道成肉身及复活；诺斯底派（Gnosticism）不承认基督有身体；多

纳徒派（Donatism）不接纳大公教会；《使徒信经》清楚指出以上各派之错误。此信经可分为三段：第

一段宣认父神为创造之主；第二段宣认基督为神也为人，并承认其救赎之工；第三段宣认圣灵、大公教

会及信徒成圣之生活。《使徒信经》不是抽象偏重逻辑的陈述，而是真实的信仰告白，历代教父皆尊崇

此经，且至今仍为各宗派所接纳，成为众教会彼此相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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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来不自由，

江山坐到几时休？

今欲撒手归山去，

管它千秋与万秋！

 
作者：茗香茶语　发表日期： 06-9-24 22:03:01
◎丁林
在遭受比二战珍珠港事件更为惨烈的攻击之后，从最初的震惊中醒来，美国人没有走上街头游行，没有去袭击那些与袭击者相关国家的大使馆。他们走进教堂祈祷。

这是我们在昨天给朋友们写信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提到的第一个事实。这一事实给我们造成深刻印象。因为，这样全国性的民众行为，是美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反应，而这样的文化，正是我们所陌生的。

那么，美国人不愤怒吗？显然不是。在事件发生三天之后，美国CNN新闻网的民意调查中，让民众在"震惊、悲哀、愤怒"这三种情感反应中，作出对自己占上风的那种情感的判断，大多数人选择的是：愤怒。那么，愤怒的美国人为什么不去叫喊口号、扔砖头瓦块发泄愤怒，而是走进教堂默默祈祷，点上一支小小的蜡烛？

有着宗教传统的文化是一种享有高度精神生活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中，人们习惯于思索一些超然的、对解决现实的生活政治困境似乎是完全没有用处的问题。例如，生与死的问题，如何处理内心世界的问题，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问题，等等。走向宗教，是人们体验到人的软弱、感受到生命充满困惑，有着向善的愿望、却遭遇完善自己的艰难。于是，他们求助于神的力量。而这种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思索、痛苦、寻求等等一系列深度的精神生活的结果。因此，沉浸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习惯于对自己提出一些深层问题。他们面前的世界是复杂的、矛盾的、需要信仰才能够维持的。

他们感受软弱，是因为他们思索的习惯，让他们比生活在无神文化中人们，看到一个更为复杂和无奈的世界。

现代生活的节奏变快了，今天的许多美国年轻人并不象他们的父母那样规律地去教堂，甚至根本不去教堂。但是，假如你问他是否信仰宗教，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会回答说：是的，我是信神的。
可是，眼前的世界却是矛盾的，充满悖论。无论从人的历史，还是从今天的国际社会中，都是如此。人的世界走到今天，充满了侥幸和偶然，对于在西方文化中生活的人来说，还充满了让他们痛苦的心灵挣扎。他们需要信仰的力量，在人的世界面临困境的时候，支撑起自己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人。
　　
美国人生活在宗教精神之中，因此，他们心中的敌人只有一个。这敌人不是某个国家，不是某个民族，不是某种宗教，不是某群人，而是听起来似乎非常抽象的概念，美国的敌人是邪恶。只是邪恶可能在某一刻占据了一个人、或是一个群体的心灵，使他们完全丧失人性和对别人的同情心。这种基本概念导致美国人常常同情对他们攻击者的家属：同情他们的亲人不幸被邪恶所俘获。这是他们在灾难中听到讥嘲的时候，能够不抱怨的原因。相反，他们会在上帝面前为讥嘲者祈祷：祈求上帝帮助他们驱走邪恶，成为一个有同情心的善良的人。

在美国人的眼里，整个世界和历史，就是向往着和平自由的良善与邪恶的竞争。可是他们看到，仅以二战为例，结果就充满了偶然性，例如美国人在核竞赛中先走了一步。因此，二战的胜利结果并不使美国人就感到有理由乐观。今天和平的美国平民遭受攻击，让他们又一次看到了邪恶取胜的可能。技术的发展，无限扩展了邪恶的破坏力，使得类似二战中首次出现的核竞赛问题，再次变得严峻而紧迫。邪恶可以无视规则、藐视生命、践踏文明、无顾忌地摧毁一切，善却必须在还击的时候，仍然遵循规则，并且在可能发生的伤害面前顾虑重重。因为抛弃规则和顾虑，就是在抛弃向善的自由理念本身。因此，他们感到邪恶的强大和自己的软弱。善必胜恶，对美国人不是科学理论推导的结论，而是信仰的结果。在他们感到软弱的时候，他们走向神。

对于美国人来说，邪恶并不只发生在外在的世界，邪恶也一样发生在自己的内心。因此，当愤怒发生的时候，他们的文化使他们习惯于首先反省自己的愤怒。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这种情感反应与他们追求的平和的精神世界是冲突的，因此他们需要神的帮助，祈求上帝理解他们产生愤怒的原因，他们愤怒是因为突然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他们寻求信仰坚持的力量，这种力量，能使他们不将愤怒转化为仇恨。因为在美国人的语言中，仇恨是邪恶的载体。

他们向上帝祷告，表达自己的愤怒，告诉失去亲人和同胞的哀伤，以及自己在震惊后难以恢复心的宁静。在信仰中，美国人渴望医治心理的创伤，把愤怒转化为对理念的坚持。在事件的第一天，所有的人还处于无法相信这是事实的震惊之中，我就从电子邮件里收到了这样的叮嘱：We have to control our anger。

美国从信仰中获取力量。

于是，他们能够坚持在电视中提醒抚慰孩子们的家长，面对频频出现的嫌犯照片，一定要记得对孩子们说：不要看到的都是深肤色的面孔，就形成错误的偏见，以为坏人都是深肤色的人，坏人什么样的肤色都有。美国人不愿意因为遭受攻击，就放弃自己平等的理念。

于是，这个国家的法治根基不会变化，他们不会在调查和今后的司法审判中损害现有的程序，正是这种法治基础保障了美国人以及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的权利。美国人不愿意因为遭受攻击，就放弃自己的自由理念。

于是，在华盛顿的巍峨的主教堂，美国几乎所有前任和现任正副总统都参加了。

我们住在偏远的乡村，这里没有都市里宏伟的主教堂，但是宗教气氛是一样的。附近小城在攻击事件之后，拉出的唯一一条巨大横幅是：现在是祈祷的时候了。
因此，美国人说，邪恶摧毁了我们的楼房、杀害了我们的美国同胞，但是，他们无法摧毁我们的自由。自由是美国人的信念，是他们从神那里获得力量之后，坚持的一个信仰。

走出教堂，这个世界对于他们仍然是困惑的，是充满矛盾的，但是，这是习惯于和神对话、习惯于思考自省的民众。他们普遍而日常的深度精神生活，塑造了一种不同于我们类型的文明。他们仍然会犯错误，他们仍然会有无助感，但是他们的心灵挣扎是文明向前的脚步。

向往自由的良善，与无情袭击文明的邪恶相比，有时显得那么软弱，似乎没有希望取胜。可是，在美国遭受攻击之后，我们在电视里，第一次听到美国国歌被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人民一起歌唱，美国国旗被全世界那么多人高举在手里，看到全世界有那么多地区在同一个时刻以不同的宗教和语言为美国祈祷和流泪，有那么多人，用不同的语言说：Today, we are all American。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放弃了自己与美国的争执，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不同的文化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这并不意味这些个人热爱美国胜于自己的国家。这只是在邪恶和善良的较量面前，他们选择支持善良。

我们又一次领悟，什么是精神和信仰的力量，什么是善的力量。

  ------带建伟信主纪实

我信主以后虽也带不少人信主，但最难忘的一次，是带建伟信主。因为这一次，主向我清晰显明他的大能和慈爱。那是2006年的一天夜晚，临睡前的我像往常一样祷告，求主指引，不知不觉，入了梦。

我看见建伟在我跟前，距离很近，我只能看见他前半身，他似乎没注意到我，他像在想着什么。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同时感觉不到自己整个身体所处的位置，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只看到建伟浮在眼前的影象，像一个黑白照片。当意识到这一切时，我就从梦中醒来。

我有些失望，觉得向神祷告，没寻得神的旨意，却梦见了建伟，但我马上又觉得，这个梦绝非偶然，一定有神的旨意在里面。也许这就是神在指引我。神要我做什么呢？

建伟是我27年前的中学同学，上学时我就跟他没什么联系，毕业后只记得见过他两次。

大约在1992年那次年级同学聚会前夕，我跟几个发起人约定分头通知同学。我当时负责通知建伟，就去他家找他。我只记得上学时曾去过的他那个家，我担心找不到，因为我们那届同学都已结婚成家且有了孩子，不跟父母住一起了。没想到，就是在那所十三年前曾去过的旧房子里，我见到了他。那天下午，他正一个人呆在家里睡觉，谈话中，我知道他还没结婚。1995年，在认识的女性中也有一个没结婚的，我就介绍给建伟，让他们见了面，结果没成。

从那以后，我就没见到建伟。后来得知他很不顺利，不仅婚姻没着落，工作也丢了。

据说他在做面粉厂跑业务时，带着几车面粉送往河南驻马店的一个客户，谁知客户是个骗子，假意邀请他们吃饭，让人乘机把车里的面粉卸得干干净净，再找那几个陪他们吃饭的人，早已无影无踪。他按原先签协议的地址去找，发现全是假的。听说这些面粉值十几万元，单位领导要他找到客户再回来。他便住在河南找，找了两个月，花光了所有的钱，也没找回来。领导说，找不回来就不要来上班。单位不再发他工资也不给他交任何保险，就这样，建伟实际上失去了工作。

由于他经历特别，细节也就被人演绎，有人说他在河南吃饭后又洗了澡，不然不会丢掉那些面粉，还人说那家客户的业务是他一个领导联系的，他只是个执行人，那个领导是关键，但出了这事必须有个担罪的，于是建伟就成了替罪羊。于是有人说建伟忠厚老实，他可以把那个领导揭发出来，可他念及那领导曾经重用他，他原来是工人，就是那个领导把业务员这样重要的岗位给了他。但也有人说建伟出于无奈，即使把那领导揭发出来，他的责任也没法减轻；还有人说，他要把那领导揭发出来，还会带出一些责任人，这样，建伟不仅减轻不了罪责而且得罪了更多的人，处境会更艰难。

看来一切都是命运，他不得不承受了。

2006年下半年，我们几个同学又想组织一次年级聚会。这次不像上次需要到家里通知人，因为家家都装了电话，身上都带着手机。我们按照各自熟悉的电话号码去通知人。我不知道建伟的号码，也就没想起通知他。结果聚会时发现他没有到场。

这次聚会已经不像上次那样充满激情和想往，有好多同学通知了也没有到，甚至我们这些聚会的筹办者一开始就没了情绪。问题的关键是聚会总需要经费，比如至少需要在一起吃顿饭，最初我想采取一种抬石头的方式，每人出一点钱，可是，偏有人说某同学已是亿万富翁，他手指缝漏一点就够了。于是我们在饭桌上跟富翁谈论聚会的事，地点就在富翁开的饭店，他这次做东请我们几个组织聚会的同学。席间他述说自己的成功，说这家饭店只是他很小一部分进项，他还有很多大事业，接着他谈自己最近的一个小节目：

“昨天打牌又输掉三十万。”

说这话时他轻描淡写，好像三十万元人民币输就输了，对他来讲根本无所谓。大家感到他很大方，当然没人说到打牌输钱的事，大家关心的是聚会。有人不由谈起聚会，说到可能花的费用，大头就是吃顿饭，我们匡算一下，即使全年级同学都通知到，最多三百人，三十桌，一桌三百，一万元就摆平了。谁知富翁一听这个数目，吓了一跳，以为我们是想让他掏这笔钱：

“要是三四桌没问题，我就办了。可这么多人……”

于是，有同学出来解释，不是想掏他个人腰包，不过是想用他的饭店，每个人都掏点钱，让他收个成本价。

他有些犹豫，转而想到一个问题：

“我这里有很多上档次的菜，”便转而指着饭桌，“比如，这条鱼光成本就是一百块。”

这话让一个同学听着不快，以为富翁在跟我们讨价还价：“同学只是聚聚，不需要吃那么好的鱼，三块钱一斤的鲤鱼就行。”

又有同学插话且话里有话，我跟几个同学担心不愉快的事发生，连忙把话题岔开。饭后同学们开始议论，说他赌博扔掉三十万像玩似的，现在为同学聚会连这点小钱还斤斤计较。我听了也有同感。

那次聚会就带着这样的一些不快开始和结束。建伟没能参加，未必是坏事。

也就在聚会后不久，我信了主，那聚会的不快也就消解了。我不再像过去那样看待富翁，我们这些议论他的人并不比他好多少，因为我们个人也没有为聚会奉献什么钱，比如三百块，我们应该能拿出吧，但没有人说这话。我每周按时参加基督徒的聚会，在这里人们大多互不相识，但为了一个共同的信仰走到一起，是神的慈爱和救赎把我们吸引到这里。没有人为花多少前而发愁，那次同学聚会最头疼的不就是因为钱吗？因为钱开了几次会，而弄得互不愉快。圣洁的聚会根本不需要有这些烦恼，这就是基督徒的聚会。

想到同学的聚会，再想起梦到建伟，我马上明白了，主是要我把他带到基督徒的聚会里来啊，对，主是要我带他信神。没有第二种解释，我马上这样认为。

我不由地感谢主，给我赐了这样一个梦，给我这样一个指引，让我明白他确实他与我同在，我求他什么，他一定有所回应。

可是，清早起来，进入日常的工作环境后，我的态度有了变化。我想我很多年没跟建伟联系了，我手里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怎么跟他联系呢？

就在这时，我在电视台的同行文革给我打来手机。我们又兴致勃勃兴地聊起来。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谈论老子和佛家的一些经典，自从信主之后，我说现在正在读圣经，认为圣经是我迄今看到的一部最伟大的书，说老实话，我是想带他一起跟我信主，但觉得还未到火候，但我锲而不舍，他原先信佛，在我的进攻下，已经有点动摇了。这次，我继续拿圣经跟佛经、道德经、论语和易经比较。他听得津津有味。我想带他信主已在把握之中。

放下电话我抑制不住地想，要是上帝让我梦见文革多好，我们地位、身份相当。这种想法一出现，我感到羞愧，因为我无意间跟建伟作了比较。上帝一定不喜悦，我觉得要是负责任的话，应该到建伟家去一趟，但转而又想，都二三十年了，他难道还住在那个地方吗？于是，又有了迟疑，接着工作又忙起来，这事又放下了。

大约两个星期过去了，文革终于答应跟我信主，我们相约在二院见面，然后到郑姊妹家，请她给做个决志祷告。我们从两个地点往二院集中，路上，我忽然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人，我很快认出这就是建伟，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一个问题在我心灵深处冒出了，那天我不是梦见建伟吗？我不是觉得神在让我带他信主吗？我不正愁找不着他吗？怎么那么巧，神就偏偏安排让我见到他，而且正是在我带文革信主的时候，这个进一步显明神的旨意。

我心理这样想着，跟建伟开始聊起来：

“最近举办的同学聚会你怎么没去？”

“咱混得不太好，就不想去了。”

“怎么个不好，我看大家都差不多，同学在一起说这就见外了。”

毕竟好多年没见了，我马上谈信主的事会唐突，就放开了话题，但我知道不能待太长时间，因为我跟文革约定的见面时间马上就到了。没过五分钟我就沉不住气了：

“你这会子忙什么呢？”

“这会子不忙什么。”

“建伟，我现在信基督教了，跟我一起信去吧。”

“好。”出乎意料，他爽快地答应，就跟着我走了。没过一个小时，他和文革一起做了决志祷告，从此，就每周按时参加基督徒之间的聚会，接着我们一起受了洗。我信主后想尽可能地把福音传给人，很多时候，我费尽口舌，也是没有用处，没有一个像建伟，我说了那么一句话，他就信了主。而我就那么巧就在这个带文革去信主的时候遇见建伟，此前我找出很多找不到建伟的理由都没有用，这不是太奇妙了吗？神会让我找到他，圣灵会在最关键的时候指引我当走的路，教导我当说的话。神所要做的事是没有不成的，祂让建伟信，就轻而易举，而一定要我传这个话，我躲也躲不掉。

 我为此感谢神，神把这一切特意向我显明出来，足见到祂对我的慈爱和重用。这更是坚固了我的信心，神在通过这事告诉我，我做的一切事情祂都知道，只要我尽心尽性地为祂所用，祂一定是喜悦的。

小时侯，我不知多少次渴望梦见已经去世的母亲，却总不能如愿。

刚进入1969年，太原的天空冷得像凝固了，地面一棵棵柔弱的小树被刺骨的寒风吹得干枯而发抖。望着装有自己母亲躯体的棺椁慢慢沉入那矩形的深坑，望着一锨锨干硬的黄土噗噗地落在上面，我的心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也跟着埋葬了。

忽然有人要我哭，六岁多的我才知道自己原来置身在这有生命的世界里，于是，悲哀的心情找到释放的闸门，我号啕大哭。

从此，在一个个漫长的黑夜，我有一个盼望，就是梦见母亲。我知道，只有在梦里才可能见到她。随着这盼望越来越强烈，我凭记忆极力搜索跟她一起时的所有情景，眼睛竟模糊起来。母亲在这个世界，虽然只跟我共存六年有余，却大多让我住在外祖父母家，我跟母亲在一起生活，仅一年多，她并没给我留下多少记忆的素材。而我天生是个调皮蛋，总喜爱跑出去跟孩子们玩个没完，从不恋家，更未仔细端详过母亲。想到这，我更伤心了。

而在那以后，我还是喜欢跟孩子们一起，玩着玩着忘掉了自己的不幸，但总有人对我投以怜悯和同情，于是，心灵的伤疤揭开了，我又陷入孤独寂寞中。我不愿像人们说得如此可怜，从小失去母爱，不如其他孩子幸福。我坚信我的母亲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爱自己的孩子，即便她已不在人间。我希望外祖父讲的那些吓得我魂飞魄散的聊斋故事全是真的，我坚信母亲就活在那另一个世界里并深深眷念着我。于是，我更渴望梦见母亲，渴望在梦中验证这信念。我知道，我跟母亲残缺的生活是无法弥补了，我只求母亲走进我的梦，给我哪怕一点点爱的表示，我就满足了，我就再也不会在人前感到自卑，我会有信心有力量地活着。

于是，我努力做梦，虽然还是梦不到母亲，但我有时能在梦中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就在梦中极力寻找母亲。渐渐地，我学会导演自己的梦，并企图在自己的导演下找到母亲。有时，竟真梦见母亲死而复生的事，但当我循着导演的线索寻见那所谓的母亲时，却发现是个完全陌生的女人，对我表情漠然，毫无言语。后来才知道，这全是畸形的梦、荒诞的梦、胡编乱造的梦、毫无意义的梦，它们不过是在歪曲地展示一个绝望孩子的幻想而已。

随着我走过儿童、少年，进入青年，有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便渐渐地从失去母亲的悲伤中解脱出来。后来我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接着，我事业越来越兴旺、家庭越来越美满、生活越来越充实，对母亲渐渐淡忘了，或者说想起她时不感到痛苦了。我甚至怕忘记了她，于是，每年我按照中国的民间旧俗为她烧纸纪念。

基督徒不该烧纸，可去年11月做完决志祷告的第二天就是中国人该给阴人烧纸的日子，妻子早已把纸钱准备停当，我还是委屈自己一次。我对冥冥中的母亲说，我现在信基督教了，我这是最后一次给你烧纸，我相信烧纸不能表现出对你老人家的孝敬。这次以及将来，我也不给你跪拜了，我只跪拜我的神。我在此祈求神把你带进天国，我想这才是对你最大的祝福。虽是这样说，还是有点不安，心想毕竟给母亲烧了很多年的纸，现在不烧了，母亲若灵魂有知，会怎么想呢？

其实，我完全不必挂虑，我那慈爱的天父不仅保守着我，而且赐福给我，仅仅过了一个来月左右，祂神奇地让我实现了曾苦苦盼望的梦：

那好像是在春天的上午，我在一片美丽的风景中，说不清是在公园还是某个风景点，一切都在淡淡的金黄色光芒沐浴下，万物清新、一尘不染，是雨过天晴时的感觉。我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单衣，感到和煦的风吹拂着身子，心情舒畅而喜乐。远处是一望无际、排列整齐且栽植稀疏的小树林，细高的枝干随风微微摆动。

越过清新的柏油路，像是在人行道或者是安全岛上，背对着那小树林，母亲就站在我面前。我毫不怀疑这就是我母亲，我根本不知道是在做梦，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这种特别美好的感觉。

我捧着一个文件夹，恭敬地递给她，接受她的审阅，心理觉得里面是有关圣经的作业，同时担心作业里做得不够认真而被她发现。母亲还像去世前三十来岁的样子，她接我东西时的神情还像对待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慈祥地笑着，微微鞠着身子伸手去接。梦中的我全然忘记，我此时已四十四岁，比她死时大八岁，我现身高一米七几，而她是一米六四。

忽然，文件夹里一片树叶被风吹落在我左边的水泥地上，清洁的地面好像还有未干的水痕。我立即转身弓腰去拾，在一棵小树边，我拾起那片叶子，那是一片墨绿色的细长叶子，在文件夹里已吸干了水分。当我把它放回母亲正在笑着看的文件夹里时，这梦就断了。

醒来后我大吃一惊，甜美地回味了好长时间。蓦然间，我意识到这是神赐给我的梦，后来，我把这梦跟信主多年的郑丽莉姊妹述说，她说是神让我看到天堂的样子，我就更加坚信这个推断，并从这梦里理解神的美意和对我的怜爱。

我回想起母亲有关认识神的经历。我小时曾听外祖父说，母亲曾在徐州天主教办的新新女子中学读初中。她原是我家唯一认识神的。她还是一个非常喜欢教育孩子的母亲，我没上学时她就教我识字，教我算术，她知道我爱画画，就专门钉个小本本，给我买蜡笔，让我在上面画着玩。我还记得她曾检查我的作业，责备我贪玩。几十年过去了，我只能记住他她曾对我说的一句话，甚至记得她的腔调和声音：

“**都学到减法了！”

 这里的**是她说到的一个孩子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她当时的意思是我才学会加法，不如那个孩子好学上进。可我当时才上托儿所，而那时的托儿所是不教孩子算术和语文的，是她在家里教我，可见她对我抱有多大的期望。这又让我想起梦中母亲检查我作业的情节，奇妙的是这次检查的是和圣经有关的作业。神的赐予不仅奇妙，而且更是充满了慈爱、教训和指引啊。

母亲的死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命运，我离开太原，来到徐州，从此一直跟外祖父母生活。我十四岁去太原时得知，父亲作为知识分子在农村劳动改造时，母亲的坟被平了，我非常难过。以后许多年我一直希望找到母亲的坟，却总是没有结果。1988年冬天结婚时，我带着妻子硬是给母亲上坟，我凭直觉来到埋葬母亲的那个旷野，我坚信母亲的灵能指引我找到她。在一块荒地，我站住了，向母亲祷告，把结婚的事告诉她老人家，求她祝福。我开始燃烧纸钱，纸钱慢慢着了，火焰越来越旺，慢慢地，火光暗淡下去，金黄色的纸钱变成灰白色的粉末，最后全坠在地上。

忽然，奇妙的事发生了，脚下起了微微的风，（只是脚下，我们周身没有感到一丝风），缓缓吹动纸灰，使它们形成一个不太规则的月牙形，贴着地皮向我妻子包拢。妻子身穿新娘穿的红缎棉袄、颈上围着在西安买的金绿色纱巾。我感到妻子很漂亮。她亲切地望着那逐渐包拢她的纸灰，双脚一动舍不得动。此时此刻，我和妻子都感到温馨。我马上联想到，母亲在天之灵，对这个儿媳妇一定满意和喜爱。我激动得眼睛湿润了。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我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认识到，作为儿子，要是不知道母亲的坟地在何处，一定非常遗憾，特别是近几年，我到湖南老家寻根，来到我从没见过的祖父的坟前拜祭，又想起母亲的坟还没找到，便觉得有一件事总是悬在心里。

想到这，我更理解神的美意了。神在告诉我，信必得救，我的母亲正是因为小时的信就进了天堂，我不仅应该坚固自己的信心，而且不用再为找母亲的坟墓而忧愁了，那埋在地里的遗骨最终化为尘土，母亲的灵早已不在里面。从那以后，我真的放弃了给母亲烧纸的习俗，我坚信天堂里的母亲一定不会怪罪我的。

大约一个月前，我跟舅舅谈起这个梦，他马上告诉我，他记得母亲最喜欢在书里夹一片叶子，那种墨绿色的细长叶子。哦，神啊，我当再次感谢赞美你，这梦决非偶然，要不是祢的赐与，绝不会如此完美。

从此，舅舅跟我信了耶稣基督，虽然此前我多次给舅舅说到神给我的许多神迹奇事，说得他已经动心了，但真让他去做决志祷告，还是在说到这梦之后。

现在，我们每个星期六晚上在一个家庭基督教堂聚会。

                                                                                                                                                        2007年7月23日

   
    布什总统在访问中国时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了同学们的问题。很多人对布什总统的个人信仰有兴趣，本刊特登出他的见证。
　　事实上，我决定跟随耶稣基督的种子是好几年前就已种下了。那时，葛培理牧师来我家度周末，我就在海滨的一个小教会听他讲道，然后我们一起吃中饭。到了晚上，我们一家人和葛牧师一起围着火炉聊着信仰的话题。葛牧师和蔼地回答着我们的一些问题，他的一些话改变了我的心灵。我并不记得他的确切言词，更多的是他在我们面前所作出的见证。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形象。
　　第二天，我们又有机会在一起散步，一起交谈。我知道我是站在了一位属灵伟人的面前。他象一块磁铁，将我吸过去，要我生命的方向有一个改变。他并没有对我长篇大论，也没告诉我要做什么。但从他身上我感到一股热流，感到他对我的关心。葛牧师不是让人感到你是个罪孽深重的人，而是让你感到神是多么地爱你。就在那个周末，葛牧师将芥菜种种到了我的心田。这是我新生命的开始。
　　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有宗教感的人，我不间断地去教会，我小时候就在教堂里做些事，甚至我还教过主日学。但那个周末，我的信仰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那以后，我真正地将我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我真正认识到了，神爱世人，竟将他的独生子差派到人间，来拯救象我一样的罪人，透过神的儿子，我获得了神那奇妙的恩典，这恩典能够超越国界，超越种族，超越政治，进入一切愿意接受基督的人。透过基督的爱，我明白了改变生命的信仰。
　　我回到家后，就一直坚持每天读圣经。我的一位朋友唐恩邀我参加他们的读经小组，我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读经小组是在1984年开始的，那时正逢经济萧条，许多人失业了。
　　谁能给他们指明人生的方向呢？于是就有人提议大家一起读圣经。到1985年我加入这个读经小组时，小组人数已经达到120人了。我们这120人首先分为10个更小的小组，小组查经后，大家再聚到一起。这小组读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每周都盼着这天的到来。我的信心也随之越来越坚固，也越来越真实。我们在一起读了使徒行传，第二年我们又一起读了路加福音。每次参加查经前，我都得花好几小时去作准备，然后在小组查经上积极地参加大家的讨论。我和妻子罗娜也是教会的热心同工。我们也是按圣经的教导来抚养我们的后代。
　　在我的属灵追求中，我也领悟到了祷告的力量。我为前面当走的路祷告，我并不为地上的事去祷告，而只为天上的事祷告，我为智慧、耐心、和理解祷告。我的信仰让我能知道什么是我该专注做的事。信仰让我谦卑。当然，我也意识到信仰在政治运作的过程中可能会造到误用。信仰是我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作为领导人，我知道尊重任何一个公民的信仰自由是极为重要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的基石。
　　1998年我和罗娜去以色列旅游。那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记得我在耶路撒冷的老城区漫步，我们也去了加利利海，站在了耶稣作"登山宝训"的山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篇章就是在那里所作，一想到此，心情就不能不激动。"登山宝训"是耶稣是给全人类作的，更是给他的门徒作的。今天，我也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就是站在这里对我说话啊！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几位非基督徒，这时有人提议，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我选了一段诗篇朗诵。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些非基督徒，都手拉手，一起跪下祷告。　　　　　　　　　　　　　

　　我是一个政治家，但如果不是因为我生命中有神，我是不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这职业充满了诡诈。人心无时不刻在改变，今天的朋友或许就是明天的敌人。人们喜爱拍马，喜欢华美的赞词。人们说话有时诚恳，有时言不由衷。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建立在不变的磐石之上。我的信仰使我得自由，因着这信仰，我可以不看旁人的脸色行事。或许我作的决定不会受欢迎，但我却更看重这决定是否合神的旨意。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他们希望在政府里面工作的人能够诚实。如果政府官员不诚实的话，就会造成诚信危机，就会给普通公民留下一个极坏的榜样。我们光有道德的指南针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勇气去做对的，去纠正错的。
　　作为一国之君，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让我们的国界能蒙神的祝福。在过去50年中，我们看到美国的文化日益堕落，道德的基础遭到空前的破坏，人们再也没有责任感，但是政府却越来越大。人们的口号是，只要你感觉好，你就去做吧。如果出了问题，你就找一个替罪羊去承担责任吧。把一切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如果你是一个贪官，你就说，你本来不想贪的，是别人硬拖你下水。总之，一切都是别人的错。我们要求政府做越来越多的事，个人却越来越不愿承担责任。这样的社会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的社会需要更新，在价值观上重生。我们要知道，社会的改革往往是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因此这就要求所有对我们社会有责任感的人，都起来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国家。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付出一份爱，将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为美好。让我们的社会充满了爱，充满了耶稣基督的光明。

 我曾无数次想梦见死去的母亲，却总不能如愿以尝。

 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我才六岁多，我的母亲就离开了我。当一锨锨的土落在装着她躯体的棺材时，我的心跟着一阵阵地沉重，仿佛我的心也被掩埋了。

忽然有人要我哭，我才醒悟过来，知道原来置身在一个有生命的世界里，那悲哀的心情终于找到释放的突破口，我号啕大哭。

于是，在很漫长的岁月里，我有一个盼望，就是能梦见母亲，因为我知道，我只有在梦里才可能看见她。可是，我的母亲总是没有在我的梦里出现。我极力思索跟母亲在一起的情景，我渴望回忆她的面孔和笑容，竟然模糊起来。我就更伤心了。我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跟母亲有六年多在一起的时间，但一直是跟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跟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只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就在那一年，母亲离开了我。想到，我就更加伤心，为什么我跟母亲只生活那么短暂的时间，要是从小就跟母亲生活在一起该多好。

 绝望的我，还是渴望在梦里看见母亲，特别是一个人孤独寂寞的时候，这感觉就更强烈了。有时，我在梦中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心里非常兴奋，我想要是母亲愿意，会让在这里看见她，于是我在梦中四处寻找，渴望找见母亲，生怕那梦很快醒来，我又回到现实之中。有时梦中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有人说母亲没有死，有人说母亲活过来了，我极力寻找，竟然发现了母亲，但走上前去，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虽然我对母亲的记忆是模糊的，但眼前母亲的模样决不是真正的母亲，而且她对我态度，完全不是我母亲曾经对我的那样热情，但尽管如此，我已经获得了点安慰，毕竟我在梦中寻找到一点母亲的影子。

真正梦见母亲并不是在渴望梦见母亲时候，而是在几十年后，也就是到了44岁我信主两个多月后的日子里这时。这时我对母亲的依恋早已忘却，我已经完全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我不仅从来不想再梦见母亲，而且完全懂得了生死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了。非常奇妙，在一个夜晚，我好无准备毫无策划地进入了梦境：

  这好象是一个上午，我在一片美丽的风景中，说不清楚这是个公园还是新建的风景区，满眼是望不到边的小树，树杆细高细高，在柔和的风吹拂下扭着娇美的腰肢，我感到和煦的风吹在我身上，我心情舒畅，好像是雨过天晴后的样子，万物一尘不染，整个风景笼罩在淡淡的金黄色的光中。隔过一条清新的马路，我的母亲站在人行道或者是安全岛上，背对着远远的那片树林，面对着我。

我丝毫不怀疑这就是我母亲，我根本没想到这是在做梦。眼前的母亲还是我小时候见到时的那个样子，三十多岁，对我慈祥地笑着，象对一个小孩子那样鞠着身子望对着我。我手捧一个文件架递给她，像给老师递交作业一样，我心里想着这是有关圣经的作业，作业里我抄袭了一些别人的观点，生怕母亲看出来。

忽然，文件夹里一片树叶被风吹落在我左边的水泥地上，我立即转身弓腰去拾，在一个细细的枝叶被风吹得摇曳的小树边，我拾起那片叶子，那是一片墨绿色的细长叶子，专门夹在文件夹里的。我把她交给母亲。

蓦然间，我从梦中醒来。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神赐给我的梦，后来，我越来越坚信这推断。而且，我更是从这个梦里理解神的美意和对的我怜爱。

我回忆起母亲有关认识神的经历，我从小就听外祖父说，母亲在徐州天主教办的新新女子中学读初中。她原是我家唯一认识神的。她是一个非常喜欢教育孩子的母亲，我没上学时她就教我识字，教我算术，她知道我爱画画，就专门钉个小本本，给我买蜡笔，让我上面画着玩。我还记得她曾经检查我的学习，责备我贪玩。到现在，我只能清楚记住她给我说的这样一句话，甚至她说这话时的腔调和声音我还能模仿出来：

“**都学到减法了！”这里的**是她说到的一个孩子的名字，这个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她当时的意思是我才学会加法，不如那个孩子好学。可我当时只是在托儿所里，而那时的托儿所是不教孩子算术和语文的。可见她对我的学习抓得多么紧，对我抱有多大期望。而母亲的死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命运。我从此离开太原，来到徐州，一直跟着外祖父母生活，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她，小时候我渴望想梦见她，长大了就想去看她的坟墓，可非常让我伤心的是，当我十四岁去太原看望父亲时发现，母亲的墓已经被平了，父亲没有做好迁移工作，据说是有人通知他的。很多年来，我一直渴望能找到母亲的坟墓，每次去太原总是有这个心思。1988年结婚的时候，我带着妻子一定要去给母亲上坟。父亲不愿带我去，我自己带着妻子去。我希望母亲的灵能够指引我找到她。终于在一片荒地，我站住了。为母亲烧纸钱，那是个大冬天，我和妻子穿着棉衣。

我开始向母亲祷告，把结婚的事告诉她老人家，求她的祝福。我按照中国传统的方法燃纸，纸就慢慢着了，越来越旺，慢慢地，金黄色变成灰白色，最后全坠在地上，成为轻轻细细的纸榍。忽然，奇妙的事发生了，脚下不知怎么起了微微的风，（只是脚下，我们的身体没有感到一丝的风），缓缓地吹动纸榍，把纸榍吹成大小不同的月牙形，贴着地皮向我妻子包拢。妻子穿着新娘穿的红棉袄和在西安买的纱围巾。我感到妻子很漂亮。她望着那包拢她的纸榍，双脚一动不动。此时此刻，我和妻子都有一种温馨感。我马上想到母亲对我妻子的满意和喜爱，我激动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但我当时是一个无神论者，看到这些奇特的现象，还是不敢把说出来，但到后来，我和妻子多次议论这事。又是很多年过去了，我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感到，对于一个儿子来说，要是没有找到自己母亲的坟地，那可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特别是前几年，我湖南老家寻根，来到我从没见过的祖父的坟前拜祭后，又想到母亲的坟没有找到，于是就老有个心事。

感谢神，你给我的这个梦，让对母亲的问题从此了却了所有的心事。它实现了我儿时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渴望，终于梦见了朝思梦想的母亲；它更让我放心，母亲在天堂里，不要在为找寻坟墓的事担忧了。而梦中的母亲还在检查我关于圣经的作业，这更是神对我启事，让我好好地读圣经，连天堂里的母亲都关心我这件事。想到这，我更感到那梦的奇妙，当我拿着关于圣经的作业给她看的时候，我显然意识到自己是信过主的人，我在梦中的举动，比如弯腰拾取那片飞落的树叶时一点也觉得自己是孩子的身材，全然觉得就是一米七几现在的我，可当我面向母亲时却仍然像我孩提时那样仰望着一米六四身材的她。只有神的大能，能给我这样一个美妙的梦。

前几天，我跟舅舅谈起此事时，他马上告诉我，母亲最喜欢在里夹一片叶子，墨绿色的细长叶子。

哦，我再次激动地感谢神，主啊，这梦决不是偶然，一定是你的赐与，让我看到天堂的存在与美好，以坚固我的信心。

神啊，你对我是如此怜悯和慈爱！

2007-06-17 14:48:24

                      钦定版英文圣经介绍

钦定版圣经是圣经的诸多英文版本之一。英文称作：「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 中文也有人称为「英王钦定版」，「詹姆士王译本」等。英文简称KJV。钦定版圣经是在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命令下翻译的， 出版于1611年。

钦定版圣经不仅影响了随后的英文版圣经，对英语文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为了让更多未受良好教育的普通人也能知晓「上帝的旨意」，该部圣经一共的词汇量只在8,000个常用的英文单词，因此十分容易理解。 一些著名作者，如John Bunyan, John Milton, Herman Melville, John Dryden, and William Wordsworth 很明显从这个版本的圣经中得到启发。一些圣经如：英语修订版圣经（English Revised Version），新美国标准版圣经(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修订标准版圣经（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还有新钦定版圣经（New King James Version)等都是这个版本的修订版。尽管新国际版圣经等其他版本的圣经没有说它们是这个版本的修订版，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版本对它们深深的影响。

这个版本尽管常被说成是「权威版」（Authorised Version (AV)）或者「权威标准版」（Authorised Standard Version (ASV)）。 它本身从来没有被英国政府或者英国教会正式这样承认过。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这个版本的版权已经过期了，但是在英国，由于「永久王家版权」（perpetual Crown copyright）的缘故，还是有版权的。虽然钦定版圣经已经年代久远了，现在绝大部分仍然可以被普通读者理解。它也被认为是现代英语的基石，并从它诞生以来一直是被最广泛阅读的文献之一。

现在印刷的钦定版圣经基于1769年牛津大学出版的版本，而不是1611年的版本。 牛津版的圣经纠正了一些小的标点错误，对于漏掉的单词用斜体更仔细的标记，并更新了拼写，使之全书统一并和现代一致。

中美时差对照表

[| 2007/06/16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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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时间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00 01 02 03 04 05

美国每年4~10月为加夏令时期，时钟需往前拨快一小时，分别差15,14,13,12小时

美国文明源于基督圣经

我们看一下美国，他们已有2百多年的民主历史，他们的伟大之处，不是经济、科技与国防，而是文明的价值，那些经济、科技与国防，只是美国文明价值的附体，也是美国文明价值必然性的结果。

什么是美国文明价值？那就是相信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个人有生存、自由、平等的权利，个人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人对世界有道德正义的责任，人不应该对强权低头，人应该自信并克服心中的恐惧，人应该拒绝谎言与暴力，人必须懂得爱与正义，美国人要将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理念，推向全世界，因为他们相信，那是神的意志，也是神的命令。我们只要看一下迪斯尼卡通的影片，就可以找到这些文明的价值。

那么美国文明价值，源于何处？美国文明价值，源于基督教文明的理念，基督教文明的核心理念，就是爱与正义，并由此延伸出人间所有的美德与制度，美国就是一个受基督教文明恩惠的国家。美国小布什总统，近日曾说，美国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信仰神，不信神的人，不配做美国总统！

这些文明的价值，使美国成为伟大的民族，也使美国成为美丽的国家。难道以中国人的智慧，无法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吗？

中国人只要肯谦卑地学习美国经验，例如美国文化价值、美国人权理念、美国自由与平等思想、美国宪法、美国民主制度、美国联邦体制等，中国也一样可以成为第二个美国，甚至可以超越美国，成为人类伟大爱与正义的国家。只要中国人懂得对过去的罪孽与错误忏悔，那么中国人的灵魂，才能得到救赎，中国人也才能成为宇宙之中，真正的人。

换言之，中国人应该将中国人，视为一个自然的人，而不是传统文明或民族主义的附件；中国人也应该将全人类的文明，视为中国人学习的对象，而不是固守传统文明或民族主义。只要中国人能放弃民族本位的狭隘思想，努力学习世界上成功国家的文明经验，那么未来的中国，也可以成为一个美丽又幸福的国家。

为了中国人能够追求爱、正义的价值，为了中国人能够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也为了中国人能够追求平安、喜乐、幸福与和平的价值，中国人啊，请你研究一下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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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忏悔意识？
 
王晓华

　　在经历了１９４９年以后数次社会灾变后，中国人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于二十世纪末被纳入知识分子的思考空间。但尽管有关忏悔的话题反复被提出，真正愿意忏悔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却几乎没有。现在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某些人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如此缺乏忏悔意识。事实上，中国人自古至今就绝少有忏悔的习惯，《忏悔录》这样的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缺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特别善于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我们的民族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
　　
　　现在我想追问：为什么中国人习惯于控诉而拒绝忏悔呢？这种民族心理是如何形成的？
　　
　　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绕个弯子，追问：忏悔是何以可能的？有关忏悔的典型文本恰好摆在我的面前，这就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丁是向上帝即无限者进行忏悔的，目的是在坦白自己的欠缺的同时倾听上帝的启示，因此它是人作为有限者和无限者（上帝）最亲密、最强烈、最真诚的对话。上帝作为无限者是奥古斯丁唯一可能的忏悔对象：１、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因此，人有理由向上帝袒露自己的欠缺；２、上帝是人类最早和最后的关怀者，他的存在保证了人的忏悔会获得倾听和理解。不设定上帝或类似于上帝的存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就无从谈起。只有在一种以无限者为终极理想的文化中，忏悔才有存在的心理学动机和动力。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奥古斯丁可以向他人忏悔。但向他人忏悔在本质上是可能的吗？不可能：其一，他人是有限的存在，与奥古斯丁一样犯有不完善罪，向一个有欠缺的存在袒露自己的欠缺必然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激情，它的意义也自然含混和暧昧；其二，他人作为有死的存在不可能像上帝一样永远注视、倾听、关怀我们，向一种具有瞬间性、脆弱性、易变性的存在忏悔是不可靠的。所以，奥古斯丁只能向一个无限者忏悔，并通过向无限者忏悔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心灵空间，提升自己的生命高度。人与无限者的对话有多种形式，忏悔是最虔诚的一种：首先承认自己的欠缺，然后祈求获得提升。忏悔的意志就是向上的意志，它只有通过与无限者建立联系才有可能。我不可能向有限者忏悔，因为有限者的有限性不能满足我向上的意志。所以，忏悔的对象必然是超人类的：这是我们从上述推理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但是无限者的存在仅仅是忏悔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没有忏悔者，忏悔就无从谈起。是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忏悔的对象呢？不是：忏悔实际上是在内心法庭中对自己进行追问和审判，它所表达的是忏悔者向上的意志，因此，只有主体才能进行真正的忏悔。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忏悔以承认忏悔者的欠缺为前提，但忏悔意识本身是一种主体意识。事实上，承认欠缺与人的主体性并不矛盾：人只有在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欠缺时，才更有决心超越自己，进一步实现自己的主体性。由此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忏悔者必须是主体。忏悔就是作为主体的个体向无限者袒露自己的欠缺，立志要在无限者的引导下不断提升自己，使自己的主体性获得最大限度的实现。写到这里，我似乎听到了反驳的声音：西欧社会在中世纪的黑暗不证明以上帝为中心的文化会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吗？奥古斯丁的忏悔不意味着他处于自我压抑的状态吗？这种反驳虽然好象有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为其支撑，但忽略了一个微妙而至关重要的问题：中世纪的黑暗并不是以上帝为信仰对象造成的，而是某些有限者（如宗教领袖）成为信仰的直接对象的结果；中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化也是以神或上帝为信仰对象的，并未产生类似于中世纪的黑暗，正说明以无限者为信仰对象不会压抑人性--无限者的无限性为人提供了至大无外的想象空间，因而与其说它造成了人的压抑，毋宁说它给人以解放的机缘和激情；有限者是人世的直接领导者，他的话语是其信徒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凡是不服从者都会受到严酷的惩罚，因此，有限者的有限性就成为对他人的奴役，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恰恰源于对有限者的信仰。从根本上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文化体系中，对于有限者的信仰最终都会导致灾难。信仰无限者与信仰有限者的区别是本质性的：前者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后者只能使人沦为奴隶。奥古斯丁受中世纪语境的制约不可能不为当时的宗教制度辩护，但他在忏悔时是在与上帝对话，所探讨的许多问题具有普遍的意义（如时间问题和身心问题）。对无限者的信仰之所以能在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人创造奇迹的精神动力，就是因为改革后的基督教弱化乃至取消了对有限者的信仰而强调人可以直接与无限者建立联系--"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马丁·路德语）。信仰成为人作为主体与无限者的直接对话。这种意义上的信仰不但不会压抑人的主体性，反倒使人在欠缺意识和向上意识的双重推动下日益严肃、坚毅、纯洁、开放。
　　
　　我们可以在中国文化的许多层面寻找忏悔意识匮乏的原因，譬如，１、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无欠缺的存在，并未犯有不完善罪，无需忏悔；２、中国文化在主流上是非宗教的，不设定一个超越的、终极的、无限的存在为人的信仰对象，因而忏悔的对象从根本上说是缺席的。但是这些原因并不是最根本的--任何健全的成年个体在犯了罪错后都应该忏悔，只有孩子和精神不健全者才有不忏悔的特权，因为他们缺乏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说中国人普遍精神不健全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的最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国人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向无限者忏悔对中国人来说是尚待学习的功课。中国文化的当下状况决定了中国人善于认错而不善于忏悔：认错是向某个有限者承认自己的过错，忏悔则是面对无限者进行自我追问；前者是被动的，是未成主体者的常规行动，后者是主动的，以人已经成为个体-主体为前提。产生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中国文化的家长式体系：由于缺乏同一的超越的信仰对象而人又必须有所信仰，中国文化采取了将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被神化者是曾经存在过或正在存在着的政治、军事、文化领袖，是以国为家的精神家长；对于他们，中国人的主导意识是服从；服从者对于家长来说是孩子，是尚未成为个体者，他们可能会认错或控诉，但不会向无限者忏悔（对有限者的"忏悔"实际上是认错）。忏悔意识是人面对无限者时的罪责意识，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才会有罪责，所以，未成为个体-主体者缺乏忏悔意识乃是必然的事。未成为个体-主体的人在面对灾变时总是觉得应该负责任的他人，自己则是受害者、无辜者、旁观者。这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控诉意识：别人犯了错，家长应该惩罚别人。如果自己受到惩罚，他们常常会感到委屈：我还是孩子，是不完全民事主体，为什么让我负责呢？每当一场社会大灾变过后，中国人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他们像孩子一样控诉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要求家长惩罚别人，安慰自己。在控诉之后受到安慰是他们最为欣慰之事。控诉未遂则会使他们感到委屈，生出哀怨之情。中国文化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控诉史。在屈原的诗、《窦娥冤》之类的戏曲、伤痕文学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控诉意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像《俄狄浦斯王》、《忏悔录》、《存在与虚无》这种要求人为自己、历史、无限者负责的作品在中国主流文化史中几乎没有。控诉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它忽略了控诉者自身的罪责问题，仿佛自己总是置身于局外，有权成为逍遥者。这是典型的未成年人的思维方式。从上个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未成年人。因此，提倡忏悔意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至少有一个好处：让我们知道自己应该长大成人，以主体的身份为自己和历史负责，在犯有罪责时对自己进行自我追问和自我惩罚，在为历史立下功绩时为自己颁奖。一言以蔽之，学习忏悔就是学习成为个体，学习成为历史的主体。这意味着学习忏悔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必修课。但我们不能强制别人忏悔，正如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成为个体。强迫别人忏悔而自己不忏悔所表现的依然是一种控诉意识。忏悔只能是自发、自愿、自为、自由的，也就是说，它是只能从"我"出发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我"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我"的忏悔是有前提的："我"必须已经或正在成为个体，具有向上的意志，所以，提倡忏悔意识与提倡个体意识和超越意识是一回事。有关忏悔的问题涉及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完成这个工程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知识分子与其忙着追问某个他人是否应该忏悔，不如沉默地投入到这个文化工程中去。
　　
　　行文至此，我仿佛听到了飘摇不定的嘲笑声：都已经进入后现代了，还谈什么忏悔？后现代文化是全球性的乐感文化，现在的时尚是尽情享受一次性的生命，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花费时间忏悔是对生命的浪费。我本人无意于全面否定这种乐感文化，但我认为下面的问题是无人能够逃避的：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过错和灾难频发的世界上，而我们又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那么，忏悔就是绝对必要的。忏悔意味着你与无限者建立了联系，证明你对历史负有罪责意识，证明你已经成为个体。这都是绝对具有正面价值之事。所以，以忏悔意识取代控诉意识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它有助于完成我们期待已久的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折。
　　
　　来源：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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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信仰（二）---萧瀚访谈录
 
罗唯/萧瀚

　　时间：2002年2月8日
　　罗唯：信仰问题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最近，对信仰问题一向比较关注的摩罗先生出了两本新书，在知识界引出不少谈论和文字评价。我个人觉得这两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提出了信仰这个概念，摩罗关于信仰的言说无论对当前知识界，还是针对广大的民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想请你谈谈，你在读了这两本书之后关于信仰这一点有什么感触？
　　萧瀚：《不死的火焰》基本上没怎么看，所以就不谈了，我只谈一下对《因幸福而哭泣》的一些感受。摩罗这本书中的一些文章我以前已经看过，但是当时我没有觉得的摩罗的写作有一种明显转向，当时并没有一种清晰的感觉。现在他收到这个集子里以后，我就发现了一个结构，这种结构我感觉到对中国文坛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可能我的这个评价过高了一点，但是我愿意这么评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人就像李敖说的，中国几千年来连创造出几个像样的爱情故事的能力都没有，更不要谈其他的爱的问题了。我原来写过一篇谈《水浒》里面武大郎的问题，我把武大郎和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相比，我们会发现几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嘲笑武大郎，没有人对武大郎给予过同情和悲悯，但是在雨果的笔下卡西莫多是一个震撼人心的艺术人物，他长的很丑但是他的心灵非常纯洁、非常善良，这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产生的不同的艺术形象。象武大郎本来是属于那种最平常的、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一种人物，他们受到过许多的欺负，但是他们勤勤恳恳，他们能够担负起家庭的所有的责任，最后却因为他自己以外的原因发生了一个悲剧，可是中国人在嘲笑他。我们在歇后语中经常可以看到：\"武大郎开店\"、\"武大郎提干\"，完全是讽刺、嘲弄，这就说明中国历史长期以来缺乏对弱者同情的东西。我觉得摩罗的这本书就是关注信仰，同时为了信仰关注小人物、关注所有低层人的痛苦。尤其前面两个部分这一立意很明显。
　　武大郎现象实际上不能完全怪读者，首先要怪作者，作者没有对武大郎这样的命运给予同情，那他很难让读者也去同情他。而雨果他自己首先非常同情卡西莫多，他才有可能写出这样感人的作品。所以我想作者对读者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部分人的阅读是跟着作者的思路看书，很少有人边看边批判。即使是善于批判的人也常常是看完了一个段落之后思考一下，而不是边看边批判，所以作者的思路出发点非常重要。我觉得中国以前的文学作品里面缺乏这种细腻的爱的情感的表达，无论是爱情还是超出爱情更高的爱，还是回到《水浒》来谈，施耐庵非常有才华，他在《水浒》里面不愿意谈爱情，但是恰恰里面有近两千字的爱情杰作，就是林冲和他妻子分手的那段写的非常精彩、动人，这是他无意之中写的爱情绝笔，上百万字的《水浒》里面就这两千字写爱情。尽管到了20世纪以后关于爱情的描述并不缺乏，但是超出爱情之外的震撼人心的爱的表述依然稀缺，比如说像鲁迅的两个作品：《祝福》、《阿Q正传》。在《阿Q正传》里面我们会发现作者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嘲讽，我看多了之后虽然觉得它深刻，但是没让人在心里升起一种非常虔诚的东西，而《祝福》不一样，我们看了之后有一种虔诚的东西，我们能够对祥林嫂产生悲悯的感受，这就是鲁迅的写作还是没有真正进入那种最发自内心的爱的言说的表现，鲁迅一直被认为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坛\"封顶\"的水平，但是这个封顶的水平是非常可怜的。摩罗也说过，鲁迅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东西，摩罗开启了这样一个风气、开启了一个新的写作阀门。我对这本书尽管评价比较高，那是因为他前面的两辑：第一辑《爱是阳光》第二辑《信仰与和平》，从第三辑开始和前两辑有所区别，尽管他的总体思路没有变，但他写作的对象，所要表达的内容已经有所不同，所以说实在的尽管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如果这个书的整体能像第一辑和第二辑这样，那这本书就更加成功了。
　　罗唯：我听见很多人也是这么说的。
　　萧瀚：因为这样的话整本书爱的言说的份量特别重、非常厚，而且我也相信在文学史上将会有更高的地位，但是即便是这个规模，我觉得他也是中国文坛的新气象了，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就是：他在进行爱的言说时往往是用批判性的语言来反向表达，这可能跟他的信仰状态有关，因为据我所知摩罗一直努力进入信仰，但是一直没有进入信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必然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言说上面总归会有一种不是特别稳定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去看特雷莎修女的祈祷词和布道词还有方济各的祈祷词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所有爱的言说都是发自内心的，按照他们说法实际上不是来自于他们而是来自于上帝。摩罗现在还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这片土地本身就缺乏这些东西，什么样的种子播下去以后都有可能什么都长不出来，所以在这种充满仇恨，用摩罗的话说是冷硬的、荒寒的土地里面长出纯粹的爱的言说难度是非常大的，尽管我这么批评他，觉得他在这方面还不能够像他们那些人那样杰出，但同时我也能理解他，因为土地不一样，所以我曾经也跟摩罗说起过，我说同一个事件在叙述的时候角度的转变会产生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摩罗以前有一篇文章《中国人怎么跳过文革这一页》里面引了钟海源的故事，钟海源因为支持李九连被枪毙，钟海源在被押往刑场的途中，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就冲上囚车拿手术刀把他的肾取下来了，麻药也没有，就是这样被押往刑场枪毙的。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评价摩罗怎么写的问题，我就专门拿这个故事来说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把所有的语言都指向穿白大褂的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产生的就是愤怒、仇恨的情绪；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言语指向钟海源的时候，我们可能产生的就是一种同体之悲的情感，所以在这里面叙事的角度不一样会产生一种差异。
　　摩罗在爱的言说里面蕴涵着大量的批判话语，这就是我所谓的他的状态不够纯粹的一个大原因，实际上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土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个人的信仰状态不稳定，二个方面同时促成了这一问题。实际上我这么说的时候，也包括对我自己的批判，我在写作的时候也很难离开批判的思路，因为你不批判就显得你离开了这块土地在说话。如果能够象方济各一样说\"不是被理解，而是去理解\"，只有那些圣徒才能做到，因为只有能做到的人才有可能说的出来，像我们根本连底气都没有，你怎么说呢，说出来自己都不相信，我要是说\"不是被理解，而是去理解\"我自己都觉得我怎么这么做秀呢，这就是底气不足，当然摩罗在跋里面也说了他是在追求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非常重要。
　　我对他这个跋我有点看法，尽管我知道摩罗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愿意把他所有能够代表人性本身的弱点全部挖出来给大家看，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摩罗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人性共同的弱点，他在生活中可以表现为多种行为，我们中国人传统里有一个思路就是\"避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到头来还是为自己讳，并且讳来讳去真象全都讳没了；还有一种类似思路就是家丑不可外扬，不管有什么样的坏事，只要是自己的或者是家里人发生的，就绝对不能到外面说，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对自己真实心灵的背叛。我曾经专门谈到中国人爱说谎，跟孔子所谓的\"避讳\"之间的关联，由于倡导避讳，中国文化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撒谎文化。孔子写春秋碰到鲁国的事情根本就不去谈或者一笔带过，即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个撒谎成精的老油条怎么就成了圣人，而摩罗不避讳公开自己的丑陋一面，这样做是非常勇敢的，他把自己心里肮脏的东西挖出来，尽管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爱的言说，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内心里面，还有很多仇恨，这种心里的仇恨根本无法化解掉，他只能把它付诸笔端来展现，我是觉得在许多情况下把自己内心里面肮脏的东西表达出来可以用多种表达方式，不一定只用一种，他在这个方面让我有点失望的是，他用了一种谴责别人而不是自己的方式来挖掘自己内心深处，我觉得不是特别合适。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换一种说法，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有那么多的仇恨，我不肯原谅人。其实话说到这个地方也就差不多了。对他这种表述方式我有点不以为然。我觉得既然摩罗走在天路历程上，就要尽量排除一些干扰，我记得《天路历程》里面有几个地方就谈到了这些问题，例如怎样对待仇恨等，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希望摩罗能够发扬第一、二辑的风格，将来能够有更好的书出版，而且我更希望他能进入一个纯粹的爱的写作状态，尽量避免批判，让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能够看到如特雷莎修女、方济各和平祈祷词、朋霍费尔《狱中书简》一样的东西，而且我相信摩罗将来能做到。
　　罗唯：就文字中的爱而言，在国内何光沪先生的文字就流淌着爱的美意和圣洁的光辉。摩罗虽然赞扬爱，但是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文字很沉重、很痛苦，是一种批判性的表达，这可能与他的修练和思考有关，虽然他也知道自己在路上，他的文字就是要真实地表达在路上这个过程，而且他觉得表达这个过程本身对当代民众和知识分子是很有必要和意义的。这是我听你所说的之后的一些感受。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对《耻辱者手记》中批判黑暗时的颠覆性、冲击力很过瘾，但现在他们发现摩罗、余杰等人开始追求信仰了，他们觉得这是一种退缩，是一种\"穷则独善其身\"，就是说跑到自己的小圈里成仙成道了。相对于80年代激烈的社会批判，相对于《耻辱者手记》来说，摩罗目前追寻信仰是不是一种退缩？因为广大读者对信仰比较陌生，也不明白，信仰相对于科学、法治、民主等理念来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还是消极的意义？对信仰的言说和知识分子向信仰靠拢到底在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
　　萧瀚：何光沪的文字是我在国内这么多学者的文字中最喜欢的，他的文字很美，不是因为用了什么漂亮语句，而是在于他的文字之纯净和自然流畅、质朴而仁厚，没有矫饰的表白，他有些文章让人看得落泪却找不到一个华丽的词，一句华丽的话，这是在信仰状态中写作的结果，没有心灵的安宁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文字。
　　关于信仰的意义，我提出一个比较极端的观点，就是信仰救国论，20世纪初的时候有实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等等、最后是共产主义救国论，后来大家发现这些方法都不灵，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人的问题主要症结当然还是人而不是别的，没有信仰的民族我看基本上都生活得不怎么样，物质生活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心灵如何安顿？没有信仰就没有办法安顿心灵，心灵安顿不了，个人的操守如何实现--靠那点连教育者自己都不信的政治教育能解决问题吗？个人操守不能解决，社会规范有戏吗？社会规范没戏，进步有可能吗？十商九奸的社会能够建立市场经济吗？我对信仰是有界定的不是随便一个阿猫阿狗的东西都叫信仰，信仰按照保罗·蒂里希的说法是\"信仰是终极关怀\"。我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类似的体验，问自己\"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要去哪里\"，这是人类的一个永恒问题，我不敢说动物或植物是为了追求一种欲望而生存但是我相信人肯定不会。我为什么不敢肯定动物或植物呢？因为我们人类对它们了解很少，并不像很多科学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比如说我家的猫，我和它交流的时候发现它是有思维的，并不是说动物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就没有别的，不是的，它们是有思维的。我相信人是为了意义而生存的，如果一个人生存得没有意义的话，那么他的一生就会特别麻烦。
　　英国的詹姆士.里德写过一本书《基督的人生观》，我觉得这本书是极好的一本书，他讲到：衡量一个人一生过得是否完满有三个标准，1、你是否有一个目标；2、你有没有能力处理你所遇到的事；3、你的生活是否都是为了你自己；他所谓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一个大目标，一个一生的目标，因为我们生活里所有行为都有一个个小目标，如果这些小的目标不能统一到一个大的目标下的话，那么生活就是一个布朗运动，是杂乱无章的，只有这个大目标来统一它的时候，所有这些小目标才能有意义。
　　例如我们自己怎么做一个商人，如果和别人签合同，现在我假定，你只要骗他，你就能挣一百万，而且根本不会受到惩罚，这时候如果你的目标仅仅是这一百万，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标的话，你可能就会骗他；而对于一个有彼岸追求的人或者有一个终极关切的人来说，他这个时候就会审视自己，我该不该去骗他，然后根据他自己的信仰体系的要求做出判断我不能够骗他，因为这是有违我的目标的，所以我不能挣这一百万，这还仅仅是信仰对人生的一个形而下的功能。然而许多人对宗教是有误解的，比如说马克思的那句话\"：\"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只看到宗教的部分功能，纯粹思想的表达一旦用了比喻的话那就完了，可能比喻本身很精彩也很深入人心，但是它往往是虚假的东西，说了等于没说甚至比没说还要糟糕，当然在他的思想体系里他这样比喻有他的道理，如果我们对这些伟大的思想家都带有一点批判精神的话就不应该那么随便地接受他的说法。他说是苦难无助人的叹息，这句话我比较喜欢，因为苦难的人比一般顺境中生存的人更能体验生命本质，他常常在苦难当中了解更多的关于生命的东西，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不可能真正感受到生命的东西，他连什么叫饥饿都不知道，你能够让他知道什么呢，所以痛苦常常是促使一个人进入信仰状态的捷径，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信仰有需求就与现实有很大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信仰宗教不再被视为异端批斗了，虽然还会有一些歧视，总体上说已经没有文革时候这么危险了，因此作为人的本能的信仰就开始初步发展--我一直认为信仰是人的本能。
　　我们古人说\"安身立命\"，还有一句\"安心立命\"。我们只有把心安下来以后，才有可能在这个世界踏踏实实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比如说，我们大家根本就不想知道自己这一辈子想干什么，他就显得特别没有意义，比如说做饭，可能做一、二天还有点兴趣，但是时间久了你会问自己我不做可以吗？或者说我有钱就可以自己买一点，我这样做饭到底是为了什么？这就是一个问题。我每次打车时候我和那些出租车司机聊天，我问：\"你出车一天12、13小时这么累，生活还有乐趣吗？\"\"唉，哪里还有乐趣\"--当然，这不是他们自己愿意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无法为意义而生存，人完全成了一个连轴转的赚钱机器，人已经不成其为人了，就如《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英国作家赫胥黎批判的\"只是消化管道\"。为什么人们会那么无生趣？我觉得中国50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无神论教育，这种无神论教育把我们人做为人的本质全部驱逐出境，我觉得人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动物而不是唯物主义动物，看哲学史的时候，我发现哲学史上宣扬唯物主义的没几个哲学家是真有水平的，在历史上真正留下来为后人所不断传颂的几乎都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没有什么唯物主义哲学家。当然有的人认为我这种简单的用唯物和唯心来区别可能有歧义，但是这个不管，我是在他这个语境下来说，为了让他们听的更明白，所以才这么说。事实上，西方最重要的学科是神学，现在也许没有以前那么高的地位了，但是神学的地位还是很高，神学家就是专门帮助人们解决终极关切问题的，哲学原来只是神学的婢女，从神学中分离更是晚近的事情。
　　宗教一直以来都是无神论者猛烈攻击的东西，他们认为这是统治者专门骗老百姓用的，实际上只有追求信仰和已经进入信仰状态的人才能理解什么叫宗教，并不是无神论者一棍子打死或者批判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这50年来由于无神论的教育，把一切都归结为物质，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汹涌在我们的整个媒体，比如说那个地方爆炸了或桥塌了，包括911事件一样。中国媒体报道的时候首先是损失了多少钱，它没有先说多少人，他往往是把死了多少人放在后面甚至一笔带过。我要得出的结论是：从整体上说，唯物主义容易漠视生命，欧洲人常常将唯物主义作为一个贬义词来用就是认为唯物主义者没有信仰，缺乏人文关怀和道德。我对宗教的定义：是关于信仰解释体系的综合表达方式（我曾经写过一篇《上帝该如何面对猴子？》其中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宗教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人类的语言有巨大的局限性。当我们在表达一个意思的时候，常常受到语言的限制，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尽管伊斯兰和基督教在说同一个上帝，但是照样发生战争发生不宽容事件，为什么呢？陀斯陀耶夫斯基说过宗教战争实际上是背离了宗教的东西，用他的话说\"目的就是放下你们的刀和剑以及你们的神，跟从我们，不然我就宰掉你们和你们的神\"这实际上已经离神非常非常远了，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离神非常远了，所以由于语言表达的不同宗教的差异会非常大，但是有许多的人把语言本身当做了宗教，这就是非常可笑的。
　　信仰对于中国当代的意义在那里呢？中国是一个缺乏信仰的国家，曾经有先贤说：中国人重精神，西方人重物质。那整个是胡说八道，可以说根本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有一个统计数字可以表明我的论点：据说中国有60%的人一辈子不看书，你能说是中国人是注重精神的吗？我想这个数字放在那里没有人再会说中国人注重精神。咱们再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我对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深恶痛绝，为什么？中国人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吃上，这表明了什么？表明了中国人精神生活贫乏，他千方百计的要把\"吃\"这种无需精神化的东西精神化，他要符合胃的需要，这不是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应该过的生活。许多时候中国人仅仅做一顿饭就要四五个小时，吃的时间也就十几分钟，偶尔这样还比较正常，如果经常这样就太可怕了，人生还有很多值得过的生活，为什么非要花在这上面？你可以听音乐、看电影、打球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会发现中国人里的汉族人是最没有精神生活的民族，不会唱、不会跳，包括我自己。
　　罗唯：我从美国回来的朋友也是这样说，美国人不注重吃，很随便。
　　萧瀚：人为什么要把大量的时间放在这上面，还要美食。我的批判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因为很多人为中国饮食文化而感到自豪，而且饮食文化里面大量的东西延伸到精神领域，比如说这个人的品味很高，一下子就把味拿出来了，不管是音乐品味，还是舞蹈品味，反正用的都是这个味，这些物质性的东西侵略到了精神性领域，而精神生活领域却一直极端贫乏。中国因为缺乏信仰所以缺乏精神生活，同时它们又是互动的，越到后来越说不清哪个是鸡哪个是蛋，历史已经是这样，我们也无须一定去找一个源头，把它搞清楚，然后下味重药把它一下子改变过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信仰救国肯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它成功的一天，我们甚至可能还要经历不可想象的漫长时期才能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罗唯：很悲观。
　　萧瀚：不是悲观，而是绝望，只是绝望以后依然需要做事。绝望之后做事就轻松了，无需期望什么，只为了事情本身是值得做的而做，如果没有什么好效果，那是预料之中，如果出现好效果，哪怕一点点都会让我喜出望外。支撑任何制度的都是习俗--我们根本不注意的那些日常细节，这些由历史凝聚起来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我们未来的决定者，我们只有改变这些集体无意识才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现状，如果我们不改变原来的无信仰状态又怎么可能改变这些集体无意识呢？从对社会的功能上说，信仰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强大的形塑力量，即对原有的东西的改造，而真正的信仰不可能是强加的，必须由人民自由信仰，靠着灌输某某主义可能一时获得成功，但难以永久--因为不是从人们心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信仰是没有根的，吹牛大话一碰到现实立刻就原形毕露，无处逃遁，我有些朋友常常喜欢批判某某主义，我总说没必要，因为假话自然不会有人理睬，你用真话去说，假话自然就完蛋。
　　像任不寐提出的一样，90年代以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部分知识人走向信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摩罗、余杰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都是亲眼看到他们怎么追求信仰，进入信仰状态，这一点使我感到很欣慰，尽管在许多人那里得不到理解，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信仰的重要。包括法功实际上也是一个信仰问题，邪教不应该做为一个立法的语言出现，这是违背立法原则的，那是他们宗教对话的问题，我不是F-L+G信徒，甚至讨厌 他们理论，但是这不妨碍我尊重他们的信仰。我觉得现在中国应该提倡各种宗教让他们自由生长，这样才不会把一些不太好的信念带到社会泛滥成灾，我不是指法功，我没有权力这么指责它。一个社会只有在多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生长出健康的东西来。
　　现在有的人为什么对信仰那么诧异，那是长期打压的结果。原来一说到宗教就是封建迷信，其实批判宗教是封建迷信的那些人他既不知道什么叫宗教，也不知道什么叫封建，更不知道什么叫迷信。什么叫迷信，就是对一种东西不加选择的盲信。比如说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我只相信科学，其他什么都不信，就是一种迷信，这是最典型的迷信，他离科学是最远的。科学自己都认为自己不能解决一切，如果科学能解决一切的话，它为什么还要发展呢？怎么解释它的发展，它的发展本身就说明他不可能解决一切。我有一个好朋友对我说：实际上中国隐藏着一个科学裁判所，什么都拿科学这把破尺子一量，这个东西不符合科学，打倒，都是这样的思路，这是非常可怕的。实际上正是用这种思路的人最没有科学头脑，有科学头脑的人是不会这样的。你看西方伟大的科学家有几个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我没有听过那个科学家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一旦这样认为他就成不了科学家。宗教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在于就像保罗·蒂里希说宗教是文化的一个维度而不是一个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宗教，这种文化是平面的不是立体的，没有纵深，他所有的表达都是平面化的，比如言语的表达就不能精确，没有那种精确运用语言的习惯，一个对宗教有兴趣，对信仰有兴趣的人肯定对言语的表达进行斟酌。宗教作为文化的一个维度我们还可以从具体的制度上看到，比如国外福利制度、大学教育，这些制度在历史最初的起源上都和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实际上最初就是从公元一世纪基督教会的救济开始。西方后代大量杰出的圣徒在从事社会改造，比如说南丁格尔创建现代护理制度，都关涉到信仰，包括象华伦伯格是二战期间最伟大的无名英雄，救了十万犹太人，他们都是有信仰在支撑着他们。
　　在许多的情况下信仰宗教让人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就好象在说摩罗在退缩。实际上，有信仰的人才是真正坚强的人。我曾经拟过一个题目《浅薄的光明和深刻的光明》。浅薄的光明，就是他看起来有一个很高的理想，奋斗了一阵子，发现实现不了，拉倒算了。并开始对社会愤世嫉俗，而深刻的光明是什么？他自己本身就发光，浅薄的光明是纸烧出来的，一会就没了，深刻的光明，它自己就是煤，点着了就可以不断发光发热，它自己来照亮黑暗，而不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信仰就是属于后一种，我觉得真正信仰坚定的人都是这样的。比如朋霍费尔1939年回到德国，他明知自己回来可能就是死路一条，但是他必须得去，他认为这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这就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的力量所在。就像马丁路德说的，\"这就是我的立场\"，你把我杀了也好、烧了也好，我都必须坚持我的信仰。就像胡格诺教派那就是典型的，他们那种坚韧不拔的东西只有在一种深刻的光明感和虔诚的信仰中才能够寻找到。
　　16世纪俄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圣徒叫樊尚，有一天他走在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个酒鬼冲着他就打了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当时他跪在地上看着打他的那个酒鬼，抱着他的腿说：\"兄弟我那里得罪你了吗？如果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这就是一种信仰的力量，我们肯定做不到，甚至不应该提倡这种作法，但是我能被这样的行为所打动。有虔诚信仰的人他才有可能做到这点，做到没有任何顾虑和保留的宽恕，这就是圣徒的境界。在历史上这样的人物非常多，只要我们有心就会找到这样的人，但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对这些没有兴趣，他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不是的，实际上这才是需要勇气的。鲁迅的《野草》里面有一首诗《复仇（二）》里就写到耶稣走向十字架的事，但我觉得鲁迅对耶稣根本不了解，根本不懂得耶稣。才在文章里面那样的误解耶稣，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心中只有爱没有别的，没有任何对民众的谴责，只有爱和宽恕。目前我所知这种东西只有在基督教、佛教才能找到，其他的宗教一方面是我孤陋寡闻，另一方面可能是我看的时候没看仔细。
　　我顺便谈一下，许多人对佛教有误解，认为佛教很避世，实际上不对，佛教是入世的不是避世的，不然的话我们不能解释佛经里的本生故事，我在这里讲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再讲一个不太著名的故事。关于九色鹿的故事：鹿王率领鹿群，一个国王就去打鹿，鹿王就和国王商量，以后每天供应一只鹿你们就不要对我们过分杀戮，国王同意了。这样大家都排队今天你进宫，明天我进宫，后来有一天轮到一只母鹿，它刚好怀了只小鹿，不久就要分娩了，母鹿就对鹿王说我快要分娩了能不能先让别的鹿去，等我分娩完了我再去。鹿王就征求所有鹿的意见，所有的鹿都不愿意提前去，后来鹿王对母鹿说你放心的去分娩吧，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结果等二天他自己进了宫。后来国王被感动了，永远都不再杀鹿。从这个故事你可以感觉到佛教那种博大的爱的精神。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问题，有一个菩萨，好散财周济穷人，结果帝刹天看到了以后就非常害怕，觉得这样会危机到他的地位，然后他幻化了一座地狱出来，吓他说如果你再这样做的话，你会入地狱，菩萨说不会吧，帝刹天说你看地狱里面有一个人，他原来是象你一样，最后造孽入了地狱。菩萨说我不相信，如果我这样做入地狱的话我也愿意。这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胸襟。\"众生渡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是最能体现佛家真谛的，所以佛家并不是人想像的那么消极，例如谭嗣同就是一个佛教徒。
　　许多研究自由主义的对基督教的历史不了解，就不可能真正知道什么是自由主义，西方的自由主义完全是在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基础上的，因为信仰是自由的心灵之根，有的人把14、15世纪的宗教改革片面地理解为人们对宗教的反叛，这是错误的。恰恰是宗教对教权的反叛，马丁路德说教会成了宗教的敌人，因此宗教改革不是对宗教本身的反叛，而是反抗教权，但是许多人误解了，包括文艺复兴都是宗教自由精神的复活，根本不是反对宗教的，所以有人把宗教改革理解为反对宗教那简直太可笑了，是在歪曲事实。马丁路德怎么可能反对宗教呢？他恰恰就是最虔诚的信徒之一。我之所以这么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讲自己的一些教训。因为我18、9岁的时候，号称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后，我就发现唯物主义解释不了生命--它从来没有能力告诉我生命是什么，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它不能解释维特根斯坦的惊叹：\"让人吃惊的不是世界为何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
　　罗唯：我刚才还想问一下，基督教资源对待黑暗这个问题能发扬一些什么作用？很多年青知识分子觉得摩罗的这种转向在应付黑暗的方面无能为力，失去了他以前的那种批判性、锐利性和颠覆性，基督教教义中针对黑暗如果用甜蜜的爱的话是不是太过迂腐。他们的这些理解或误解使我联想到基督教中的另一个资源，即朋霍费尔的那种精神，这种精神和资源是不是有必要在当下传播一下？
　　萧瀚：这个方面我觉得是人类最大的难题和悖论，怎么解决它呢？无论是学说史还是行动史，都有一些经验教训，我想，问题是如何寻找到一个均衡点，这非常重要，人们如何节制地使用这种力量。保罗·蒂里希写过一篇文章《爱、正义与力量》，就是谈这个问题。假如我们针对德国种族清洗情况下，来强调一种毫无差别的爱就是束手待毙，这样拒绝问题难度非常大，而且其正义性何在都是有问题的。当年欧洲有一个犹太人给甘地写了一封信，说我们现在正在受到一种族灭绝的危险，你说应该怎么办？甘地给他回了封信：\"非暴力抵抗\"，那个犹太人回信说\"我们面对的是恶魔\"。甘地很幸运，因为他面对的是英国人，还比较讲理，把他换成犹太人可能非暴力反抗就会失灵。
　　因此，我认为在直接的压迫之下正义的反击是可以的。它有几个条件：1、应该是自卫性的反抗而不是主动的攻击；2、它必须要有限度。我对群体的暴力行为总是怀有一种怀疑，为什么呢？在群体暴力当中所有的人都是工具，没有人知道自己为什么杀人，也没有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杀，但是我对个体的暴力并不是完全反对，这要看情况而定，西方历史上那种直接对抗的争斗尽管看起来血流成河，但是它有着正当性，我所谓的正当性就是被压迫一方的反抗的正当性，而不是压迫一方的正当性。所以朋霍费尔的精神，我非常钦佩，这种精神并没有在中国真正生长过，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的奴性很重，所以对于压迫忍受的能力特别强，等到实在忍受不了了，再起来反抗的时候，往往就完全背离了基本的正义和理性，见人就杀有火就放，你看《水浒》里面的梁山好汉什么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扯蛋！他是不管你富还是贫有东西就抢，他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过的好，他不管别人，所以在这里基督教这个资源也是成为中国未来社会一个重要的可借鉴资源。并且在运用这些东西的时候都得具体看，具体分析，不能机械。
　　二战期间，德国人屠杀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他们不反抗那真是太迂腐了，你要是不反抗整个民族就要灭绝了，所以这就是后来犹太人立国的一个道德与历史基础，因为欧洲人对他们太残忍了，而且排犹并不仅仅是德国，几乎整个欧洲都排犹，比如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我们可以列出很多耻辱的国家，如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等，因为他们在犹太人遭到灭种危险的时候拒绝犹太人入境。
　　罗唯：为什么呢？
　　萧瀚：就因为他们有宗教偏见，不愿意信犹太教的人进入他们的国土，所以当整个世界成为了某个种族的敌人的话，这个民族如果不反抗，那这个民族就是死路一条，因此反抗就是正当的，就好比巴以冲突一样，许多人站在巴勒斯坦这边，我不，总体上我站在以色列这边，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作事是有底线的。当年他们立国之前的土地是他们花钱买的，不是用枪炮打下来的，他有权在这片土地上，而且立国是联合国决定的，并不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当然也有他们努力的因素，现在也一样，大量发生的巴以冲突很多问题是因为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进攻都是毫无道理的，以色列人很少有对平民的军事打击，但是巴勒斯坦人不管，只要你是犹太人我就可以杀，所以以色列人报复起来也很历害，但有限度，不是见了巴勒斯坦人就杀。我只是借这个事来说明一下，就像你说的我是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基督教的这种资源可以借鉴，对中国人来讲，并不是\"反抗\"这么一个大方向的东西是不是该提倡，我提倡的是，反抗什么要搞清楚，这是第一；第二是反抗到什么程度；第三，针对谁反抗，都要搞清楚。而从历史看，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基本上不思考，比如当一个社会动乱来临的时候，像你我这些弱者就会成为那些暴民的敌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敌人，他们都是阿Q将宁式床搬进土谷祠的思路--一种强盗思路。在那种情况下他把反抗本身的意义全部非法化了，本来有许多反抗具有合法化和正当性，但是就是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把正当的反抗非法化了，所以要提反抗的话，就要提合法（这个法是指自然法）的反抗、有限的反抗。
　　罗唯：最后我想问一下，80年代以来，何光沪、刘小枫这个流派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弱，但是到90年代以来，有一批知识分子，如摩罗、邵建、谢有顺、任不寐、江绪林、尹振球、李柏光、张文举、刘青汉和你等开始倾向于这个流派，现在余杰也开始加入这个流派。当时任不寐还为这个流派提出神学自由主义这个名称。这个流派在当下文化界还是自成一家，有一定的影响。我想问的是，对这个流派在目前的意义和未来的希望、前景你有什么看法和预测？
　　萧瀚：说实在的我很奇怪被划入这个流派，我在写作的时候有宗教的视角不错，但我不用神学语言来写，比如说我要表达一种类似旷野呼告的感觉的时候，我不用上帝这个词，我觉得我不能用，我觉得这是基督徒独有的，我不是基督徒，我用这个是有问题的，我更愿意用苍天这样的词来表述，可能别人解释的时候说苍天和上帝是一样的，而我自己也可以这样承认，但是我自己不会用这样的表述方式。既然任不寐提出了这样一个流派也许我们在写作和言说的时候，有些相同之处，认为基督教对自由主义产生了巨大的贡献，我想在这个方面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没有基督教的话可能就没有自由主义，当然在当代学人当中很少有人同意。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级的人物胡适，到了美国成了自由主义者，回国传播自由主义，他反对宗教，但是这并不妨碍基督教应当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重要基础。可以这样打一个比方：种树的人已经死了，但是树长大以后结了果子，有人摘了这个果子，这个摘果子的人认为树是不需要种的，因为苹果是天上掉下来的。这当然是一个说法，你同意或不同意都可以自己来判断，好比现在许多人看到当代的德国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强烈的基督信仰，就说基督教对他们历史影响不大，这就很片面，因为实际上大量基督教的观念已经内化为他们生活的具体习俗了，马丁·路德，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德文，是德国文化的一个开创性人物，圣经对德国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无论现在的人是否承认都没有关系。
　　我被划进你说的这个流派可能是个误会，但是对于这个派别的这些人的思想我多少有点了解，而且总体上比较赞同，除了一些表述方式上的差异外，精神上面还是很相似的，但是并不相同。比如说我是喜欢把自己的宗教背景隐藏在文章背后（而且我并不信仰基督教），信仰是个人的事，将来我肯定会将自己的信仰直接在文章中体现出来，但是目前似乎还没有完全展示信仰的必要。你提的这个流派对中国将来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度越来越高以后，我相信这个流派对中国将来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这需要时间，而且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可能在这些人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明显结果的，但是我相信它是将来必定对中国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这点我坚信不移，尽管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在这个流派。我也借这个机会声明一下。
　　罗唯：谢谢萧瀚先生接受这个采访。再见。
　　
 
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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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登兴/曼德

　　地点：江西
　　对话人： 江登兴、曼德
　　
　　曼德：信仰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非常突出的，最近我读完摩罗两本新书后最大的感触也是在信仰问题方面。虽然他描写的是一个信仰的过程，虽然他还找不到一个很彻底的信仰，但他对中国目前信仰状态是一个真实的写照。正象这本书的意义没有揭示出来一样，信仰问题的意义还没有揭示出来。作为作者的朋友，你能否谈谈这些信仰这个问题。
　　江登兴：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中国人寻求现代化的道路是从我们近代打开国门面对西方开始的。我们中国人说我们要向西方学习，我们要用他们的文明再造我们的文明，我们学习西方认识西方有一个过程，首先是经济层面，比如认为我们的经济不如人家好，科技不如人家发达，教育不如人家，直到戊戌变法的时候认为是我们的制度不如人家，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又是五四运动，看法就更深刻了，五四提出来我们的整个文明都衰老了，我们中国要更新就要从文化上更新，因此中国就希望用西方的文化再造我们的文化，通过文化的再造来再造我们的社会，这时候我们把眼光投向西方的历史中寻找，西方文明的根本是什么？五四运动就提出"科学与民主"，因为五四先贤他们所看到的西方很大程度上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那紧接着五四中国知识分子在信仰上有一个行动就是反基督教，非基督教化，极力反对基督教。
　　我觉得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即"拿来"的时候并没有把西方看得很彻底，西方文明或者说一个文明的中心是这个文明对人的看法，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这应该是一个文明的中心，西方文明对人的看法来自基督教，一般也公认西方文明的中心是基督教。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又夹杂着马丁路德"改教运动"是对圣经精神和纯正基督教精神的回归，而文艺复兴、马丁路德改教、和后面的启蒙运动同时是推动西方近现代发展的根本三支柱，而我们知识分子只关注到了他们启蒙这个层面，民主、自由这个层面。我觉得摩罗做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超越了我们"五四"以来的眼光的局限，看到了比"五四"更深的层次，原来"五四"只把目光关注在西方的启蒙这个层面上，他进行了反醒，看到了启蒙思潮的局限，在西方的启蒙思潮之外应该寻找一点什么东西，所以才有摩罗对信仰的这种倾诉。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曼德：我觉得你的看法是很对的，虽然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也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了80年代的启蒙失败到底给我们启示了怎样的一条新路？当时的启蒙主要是从社会制度方面进行言说，也即西方的自由民主，从洛克以来的政治自由主义，也有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文学中的人文精神，这些都是启蒙思潮。但是这些东西背后还隐含着一些宗教信仰资源，当时没有发现，80年代谈宗教信仰的人是有，但声音很微弱。摩罗这本书是对80年代的一个反思。首先他直到现在还在探索怎样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怎样使中国的人性更加完满，有些人进入商品化社会后，他已经完全放弃这种思考了。摩罗做为一个能思考的人，他认为信仰对于中国人个体和民族的现代化是个突破点。他的文章《给陈独秀一点微量元素》找回了信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对我们知识分子自身人生精神出路的探索方面；另一方面对我们当下的民众和中国的现代化也非常的有意义。
　　从80年代知识分子的个人人生观来说，大家都觉得社会的蓝图都已经很清晰了，通过看《社会契约论》《政府论》、通过读《独立宣言》 《人权宣言》和一些学者写的书，觉得中国未来的社会制度已经很清晰、明白了。但是个人的人生观在传统的被颠覆之后，新的一直在探索。当时看萨特、尼采的书后对个人的伦理道德规范方面一直没有确立起来，学了半天到最后还是非常迷惘、凌乱。其实西方指导个人的伦理道德、个人价值的宗教资源在80年代一直没有引进来，或引进来没有受到重视。当时提出的社会"乌托邦"是比较美好的东西，它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虽然它暂时不能实现。但是做为个人的一些人生价值和信仰方面一直没有提出来，提出的只是萨特、尼采等一些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观点，那只能导致一片混乱。个人生命言说不同于社会制度言说，因为个人的生命、信仰言说是个人追寻生命意义的根本举动、是不得不进行的，80年代完全忽略了这一点。我当时看书时老是思考人的问题，当然也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关心，中国传统的东西我们当时都不愿去看，看了之后对人的问题都说不出什么，对人的关心也很少。但是我后来接触宗教资源之后，才真正觉得在信仰方面大家有了一个真正的探索方向。
　　现在知识分子对于个人的信念、生命有一个指向蓝图吗？我觉得他们都没有确定这个蓝图。我记得有人说过，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会为自己不知道一些政治、历史知识而羞愧，但没有一个会为自己不知道一些宗教的基本知识而感到惭愧。说到一个具体的社会制度他们可能很清晰明白，他们有一个很清晰的社会制度理念，但对于自己人生观、价值观、信仰问题、人的生命问题如何解决，你说他们有没有，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左派们，他们个人的人生信仰到底有没有呢？可能什么都没有，有的话也只是传统的一些伦理原则而已。 这一点追求我觉得是应该进行的，而且现在把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这一点西方知识分子做的比较好。80年代有人提出全盘西化，这个全盘西化不仅指社会制度，而且包括个人信仰，在西方个人的信仰是很普遍的，就象坐公共汽车一样普通，就象一些留学美国的同学被老外问到信什么宗教时，他们只能回答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信---这在老外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你不信点什么宗教，人家还以为你是"无赖"没有依靠，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奇怪，而中国正好相反，你信教人家反而觉得你这个人奇怪。
　　信仰是个人有关自己生死、生命的意义、永恒等人生终极问题的信念解释系统，这个信念解释系统在如今很多人思想中是一个空白。实际上现在不是信仰危机，而是信仰真空、信仰荒原。旧的东西不信了，新的也不信，就象当年的摇滚青年们所唱的"不再，不再相信什么道理"，什么都不信了。我曾环视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发现很多人都是这个特征：生死问题上他们是无神论、唯物论的，人生终极目标或意义上是为赚更多的钱和过得更舒服潇洒为宗旨的，当然这些东西就个人而言都是正常的，但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些只是一些次级目标或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没有一个人提出高于无神论、唯物论、金钱拜物教的个人信仰来，实在替他们感到痛心。地上是不能建立天国的；人人即尧舜也是虚假的---现在，旧的那套东西是没人信了，但这不叫信仰危机，这叫瓦解或崩溃。真正的危机指的是现在这种状态：没有任何信仰。这种状态就需要真理的福音来播种，就需要知识分子能更多地介绍一些有关宗教和信仰的信息。所以从个人信仰的角度来讲，个人确定生命观点、知识分子确定个人的终极关怀是十分必需的。
　　第二点：整个西方文明是建立在以基督教文明为重要基础的文明上的，也有希腊文明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基督教文明对于确立宪政、各种政治制度和伦理法则起来很重要的作用。我们80年代老是追求一些表面的东西，显而易见的东西，而忘记了它们背后的根本是什么。我们现在要正本清源。我不是说信了基督教可以推动中国民主，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我们都来信教，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每个人确立一种信仰对于一个社会走向民主、法治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信仰的纯洁来说是很有功利色彩的。信仰是个体的人生指向，但我们知识分子必定存在着一种社会文化关怀，如果从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出发的话，信仰肯定有助于确立一个国家伦理、宪政原则。
　　但是有一点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我同意信仰无涉政治的观点。但是众多个人的思想信仰变化，也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思想产生影响，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虽不应是信徒们要追求的，但从宏观上来看，却是个不能抹杀的事实。信仰纯粹是个人化问题，是有关个人的生死、生命意义的解释与实践。它是没有必要与任何政治牵涉在一块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对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在对民主主义的思想根基的探讨中，在对现代性的探讨中，逐渐发现宗教在西方现代文明和民主主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而倡导用宗教救国，类似《神州》一样认为宗教扎根中国之日，就是中国得救之日。他们的苦心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个人的信仰问题确实没有必要与国家、民族、政治等联系在一块，如果老是以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宗教，来信仰，反而有种功利、作秀、误导之感。信仰不强求、不功利，它指向人的精神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它完全是个人意识到的自己生命本体的内在需求。所以作为信徒，没有必要给自己的信仰打上政治和文化的烙印，他更应该与社会上的普通民众信徒经常在一起，应该与老百姓信徒交通和相处，因为大家都为同一个信的问题来的，这是唯一的、再不需要其他的一个共同点。我也相信个人的信仰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然而就个人的信仰而言，做为一个信徒，应该关心的是自己如何得救，如何荣耀神，至于其他的，可以放置在不属于信仰领域的其他领域中。
　　
　　江登兴：我感觉到你认为启蒙时代文艺复兴它们有理性好，但是它们并没有否定神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欧洲是有区别的。我觉得欧洲整个文明在历史上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派别：欧洲大陆和海洋的英美。文艺复兴是针对中世纪天主教的神权对人过分的压制的反动，它的反动走向反面性以后，它就回到希腊的传统中去找，找另外一种传统，他强调人的欲望的合理性，然后它就把人张扬起来，所以你看蒙娜丽沙的作品时，她的微笑背后有一个人的理性的骄傲，认为人和理性可以理解一切，可以认识一切。文艺复兴特别是到启蒙时代以后，欧洲大陆知识界已经基本上把神性否定掉，它认为凭着人的理性不但可以认识一切，他还可以发挥人的理性的一面，不断改造社会，发挥人性中完善的一面，甚至这个理性可以预知人类的未来，可以构想人类的理想社会，凭着这个理想，把社会改造成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国度。那和欧洲大陆这一派相对的还有英美这一派的经验主义，它认为在社会生活的层面，或者说在有限界里面，可以充分相信人类的理性。因为它不像欧洲大陆的人象卢梭等这些人认为人的理性是无限的。经验主义认为人还是有限的，因此他把心灵的这个层面留给了上帝，它有一个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所以因为有了它在上帝面前的敬虔和谦卑，它在经验这个层面是不断试错的观念，我时刻可能会错，但是我时刻准备用我的理性来纠正它，这两个思潮导致了后面欧洲大陆与英美的分化，欧洲大陆因为对理性的自信不断地试图改造人的人性，通过强力甚至通过暴力改造出理想的社会的方式来，所以欧洲就处在不断的动乱中。而英美呢，因为有这个信仰层面，有对上帝的敬虔和尊重，所以它的社会有这个宗教看守，它就显得非常稳健的发展。到了我们中国向欧洲学习的时候，在五四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人的理性理解一切，人的力量可以改造一切的传统。
　　当我们看近百年思想史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我们精神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鲁迅，　　　　　　　　　 即不注意改造人，不重视人就可以解决一切，鲁迅从来不这样认为，鲁迅说以科技为文明，以富有为文明，或者说以议会制民主为文明，他说这一切都有不够，根本在于立人。他看出了西方到20世纪西方的局限性，他们这种经济的发展，或者说为民主化以后的局限。鲁迅认为没有个人内在灵魂的拯救或超越的话一切都是不够的。鲁迅是这样在走，而整个中国20世纪里有鲁迅这样眼光的人非常缺少的，他很注重人的这种灵魂的层面。那你（摩罗）刚才就提到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回归"五四"传统，继续进行社会层面的评判的时候，他们来不及关心心灵层面的救赎、心灵层面的出路这一条，甚至我觉得朱学勤先生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五四"那一代胡适他们认为改造中国必须由文化入手，这个问题可能是百年假问题，朱学勤先生认为，英美社会的进步都有是踩着制度一步一步的步步为营实现制度化，因此他提出来说，不要走五四那条路，还要走制度层面更新的路，他认为只有制度层面的更新是中国现代化根本的路，或者说是当前最迫切的一条路。我的理解不是的，胡适认为，没有文化的更新没法彻底实现现代化，我的理解是他认为没有个体生命的理新，心灵层面的更新，没有办法实现整个社会现代化，那我认为朱学勤先生认为制度的解决可以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这种看法我认为是片面的，要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除了制度对人的约束之外，还需要别外一种层面就是心灵层面。制度是对人的一种消极的、有怀疑的、对可能产生的罪恶错误的一种怀疑。通过个人的信仰和个人的道德自我约束这种约束是积极的约束，所以我们在看美国的整个社会的时候，它除了有三权分立和代议制民主之外，它信仰层面也起到了维持社会非常重要的一面。制度层面的建设出于一个很基本的基督教的教义：人是有罪的，因此你把过分的权力交给他是危险的，所以需要制度对他的约束；从基督教观点看，因为人是尊贵的，所以有对生命的尊重，所以发展整个社会制度。美国特别强调人的自我管理，因为我出于我的信仰导致我愿意做一个诚实的人，我愿意做一个有爱的人，我愿意做一个自觉承担责任的人，它这种自我管理跟制度的维持使它的社会发展得非常良性，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自由主义者认为仅仅制度的变革可以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一点片面。摩罗刚才讲到的我们所面临是整个社会的全面的危机，人们没有精力来关注内在的精神生活，那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我觉得就是因为中国的这种危机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在看的时候只看到它的表象，并没有看到它更深层的东西，我觉得在中国当代更深层的是人的心灵层面的问题，所以摩罗在1990年写的《站在自己墓碑上发问》中，毕巧林做为一个人，他做为十二月党人的继承者，十二月党人进行社会变革失败，这条路走不通之后，他回归到个人，回归到对个人的绝望、对自己存在的意义绝望以后，他开始新的灵魂层面的寻求。我在回想我的道路的时候也是如此，我起初以为我只要进行投身一场革命、让中国实现民主化，只要中国实现民主化，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曼德：信仰在当今社会有独到的价值。实际上中国的老百姓也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信仰、灵魂得救这些问题，因为我在电视上曾看到很普通的老大爷、老大娘都在说天国、生死这些词语和概念。这些词语和概念都是知识分子常说的。从民众嘴里说出来，感到很奇怪。实际上也不奇怪，作为一个有生命有意识的人来说，他必须要考虑这些问题，不像以前，大家连肚子都吃不饱，天天都处在一种恐惧当中，没有时间想。现在有时间考虑他的生死、得救的问题。其实中国古代像佛教等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如佛教哲学、文学，佛教当中的高僧比历史上许多哲学大家还历害，但这些一直被主流历史遮蔽起来。古往今来，在中国的民间实际上涌动着信仰这股潮流，而且非常浓厚。至于说这股潮流被统治者利用或扼杀，或者转化不了导致中国现代化的信仰这是另一个问题，我这里不想谈论。
　　我在去年接触基督教之后，我就发现，一个人信教之后你的观念彻底改变了，看什么都不一样，你不需要看美国宪法，不需要读洛克、海耶克的书，你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在他们眼里，人就不是神，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崇拜这个崇拜那个，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看不惯，因为只有神才值得崇拜，而世间没有一个义人。地上是不能建立天国的，未来在地上要实现的千年王国、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虚假的，天国在来世，在彼岸。还有人的有限性、对政府的恶的指责，在基督徒看来很容易理解。信仰对一个人的改变非常大，无论他的文化程度高低。我们以前接触的教徒，他们文化程度很低，有公共汽车售票员、拉货司机等等，但是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和我们这些没有两样。为什么呢？他们通过读圣经，把里面的精髓、人的有限性、人的罪恶、人权的尊重、夫妻之间的爱、对人的爱都掌握的很透彻。这就是信仰对人的改变，无论是他文化程度高低。
　　我们知识分子一向对人的权利、尊严等被践踏的局面非常的痛心，但是我们只是从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理念出发，但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可能比我们看得更深刻。《圣经》上说，上帝是用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每个人都带着神的形体的那种东西，而且上帝是在第七天才造出人来，万物都是为人准备的，虽然人是有罪的，但是非常尊贵。尊重人在基督教里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指出人是有罪的、人是有限的，而且人需要神，人如果没有神的话也会造出一些假神、精神导师来。这些基本的信仰确实是一个正常人最正确的信念和认识，是构成一个人类群体的根基，如果这些基本的理念不通，那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如果掌握了这些基本理念，那么将理念推广下去，就可知道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什么？对理想的人和社会的蓝图就会很清晰、很明白。
　　江登兴：信仰观念的改变影响人在外在的社会生活的表现，影响人与人的交往。我记得徐无鬼先生说的一句话：中国人有人生观的很少，有世界观的更少，有宇宙观的几乎没有。有一次我在酒店里吃饭，有一个人劝另外一个人喝酒，那个说我喝不下了，劝他的人说："这二两白酒喝下去死了拉倒算了，你想宇宙这么大，地球是宇宙中的尘土，人是尘土中的尘土，活着有什么意思，你喝了这二两白酒死了算了。"你看宇宙观会影响他喝不喝二两白酒这个问题，因为他觉得宇宙是虚无的，他对人的生命不尊重，那我们因此可以看，如果一个人他是对生命绝望的人，他认为人生是没有价值的话，他不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也不会去珍惜别人的生命，因为人生是虚无的，我死后哪管洪水汤天，因此我活着的时候、掌权的时候，我就可以乱来，因为他对人的生命没有一个基本的尊敬。人论是一个文明的中心点，在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在人的里面有上帝放在人心中的创造性和道德的追求、理性的要求、还有公义的要求，这是上帝放在人里面的，所以每一个生命不管你有多高的学问、你有多高的地位，你跟最卑微的人都是一样的，你没有权力认为你比别人更强，因此这种对人的尊敬是我们建立一个幸福社会的一个基点。
　　曼德：有些人看了摩罗的书之后，觉得摩罗开始宣扬爱和宽容，和以前的风格不一样。因为《耻辱者手记》大家读得非常痛快，它对黑暗的颇具颠覆性，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把黑暗的根底都暴露出来，《耻辱者手记》为什么受大家欢迎？根本的就是这一点，它有冲击力，很有力量、很痛快，在当时来说很震憾人心。现在人们说摩罗开始谈论爱，认为你（摩罗）软弱了，没力量了、妥协了，实际上我们要破除这种误会，我们觉得爱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比那种一味的批判更有力量